■魏天无 陈欣然

  诗人张执浩的新诗集《高原上的野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从2017年开始,以回溯的编排方式,精选出时间跨度将近三十年、诗人自觉满意的诗作。其同名诗作《高原上的野花》(2003),曾给许多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里,我愿意/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抛弃一切世俗的杂念纷扰,呼吸高原清新又珍贵的空气。同时,自然中蕴藏的蓬勃生命力又一再激荡着向往者的热情。于是在看到高原上生机勃勃的野花时,诗人情不自禁地写道“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这里”,以及为此“真的愿意/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阅读诗人更多的诗作之后可以发现,《高原上的野花》绝不是唯一一首体现出诗人对众生宽广关怀的作品。诗集所收录的最后一首《糖纸》(1990),同样明显地体现出这样的博大情怀。诗人从小女孩延伸至全人类,从品尝糖果的甜蜜推广到对一切劳动的肯定与赞美。《糖纸》结尾的那一句“替我生养全人类最美丽的女婴”,不能不让人联想起《高原上的野花》的第一句“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这两首相隔十三年的诗歌奇妙地彼此呼应着,恰恰是诗人写作理想的折射,即诗人一直带着一种宽广的关怀投入诗歌写作之中。虽然在《糖纸》《高原上的野花》之后,张执浩很少再用到“全人类”“任何人”这种最大公约式的代称,诗歌的言说对象变得更为具体,情感似乎也变得更为私人化。

  家人是张执浩诗歌反复出现的抒情对象。在以父亲母亲作为情感抒发对象的诗作中,张执浩构建了两者不同的形象。父亲隐忍坚强,对家庭具有责任感。2015年的《深筒胶鞋》、2017年的《树枝不会因为果实而折断》,都清楚地表现了父亲的劳苦奔波与默默承担。而随着时光流逝,父亲变得苍老,在2014、2015、2017年的三首名为《日落之后》《暮色中》和《我陪江水走过一程》的诗作中,诗人都将“夜幕降临”这个时间节点与父亲联系在一起。在暮色中的父亲孤苦、窘迫,“而当夜色真正降临”,诗人写道,“我的父亲/还会坚持在黑暗中摇曳一会儿”。诗人怜惜着父亲的苍老,也尊敬着父亲的沧桑,不仅仅是因为他以一位儿子或男人的视角从父亲身上看见了自己,更是因为对他而言,父亲似乎扮演着指引迷惘人生的大道的角色。《树兜》中,坐在柳树兜上的诗人想起父亲说的:“这是柳树最好的归宿”。《看不见大海的河流》中,父亲面对孩子“河水会流向哪里?”的提问,“摇摇头,过后又指向天”。这些形而上的暗示,让在暮色中散步的父亲于诗人而言,绝不只是一位佝偻的老叟那样简单:在诗人心目中,他是指点迷津的智者,是沉默寡言却洞若观火的哲人。

  与稍有玄思意味的父亲不同,诗人描述的母亲是实际的、行动的,与灶台,菜园打交道。2017年的《中午吃什么》是一首可爱的诗。它让读者想起小时候迫不及待地问妈妈做了什么菜的情景:

  我帮母亲摆好碗筷之后/就在台阶上安静地坐着/等候家人一个一个进屋/他们也喜欢问中午吃什么

  总是掌握着一家人食谱的母亲代表着一种安全感。写于2015年的《一点生活》似乎已经为后来的《中午吃什么》埋下伏笔:

  某个午时,黄昏/你趴在灶沿看母亲/在烟雾中挥舞锅铲/来回翻炒着寡淡的锅底/从那时起你就相信/津津有味的生活源于这/一丝丝清晰的记忆

  而这种安全感好像因为母亲的过世而被尘封,尘封在一家人各自忙碌而温暖的故乡。组诗《亲密》是一位儿子悼念母亲的深切挽歌。《与父亲同眠》和《苦瓜鸟之夏》则表现了失去妻子的丈夫与失去母亲的儿子之间互通的悲痛。张执浩将自己的母亲比作一颗土豆,这个喻象初读觉得十分荒谬,细想起来,母亲与土豆之间确实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土豆埋在土里,如同此刻的母亲;土豆是普通的、平凡的、无需他人操心过问的,卑微似尘土一粒,如同一生的母亲;土豆属于哺育万物的大地,也属于烧火做饭的灶台;在饥馑年代,土豆养育着一家人,它就是母亲。

  除了父亲母亲,诗集中还有多首写到其他家人的诗歌,例如关于兄弟的《河堤》,关于姐姐的《开花》。在这一系列诗作中,张执浩关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家人,而是在家的不断变换中人的情感状态。面对至亲的衰老、死亡与别离,面对少年时菜园田地岩子河四合院一家六口喧闹温暖的乡土生活的远去,诗人的书写基调是沉重的,正如《春日望乡》里所写:

  你沿着田埂走来走去/你走过那么多的路/却没有哪一条路像田埂这样/让你走着走着就感觉到/已经回家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家门

  只有在落笔于女儿的时候,诗人才表现出一丝少有的恬淡闲适。《动物之心》《从音乐学院到实验中学》《爸爸,给顶儿》这三首关于女儿的诗,笔触极具温情,我们看到女儿带给诗人作为父亲的幸福感,看到诗人从故乡走了出来,进入到现在的生活。

  诗歌作为一种写作,与其他文学文体一样,必然是与现在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就算是回忆过往的人与事,诗人也是站在此刻,带着此刻的所思所想进入对以往情感、经验的诉说之中。只有现实生活的不断积累,对故土家人的回忆才能一次次作为素材,被诗人重新编码。目光从故土田园抽离之后,张执浩所着墨的现实生活,并不是与他儿时的田园故乡所对立的城市生活,而是超越了城市/故土这种空间界限的一种当下的生活状态。诗人带着故土田园的记忆与经验生活于城市之中,其感觉与诗人离开了故乡再度返回时的感觉一样,都是一种内心生发的不合适或是不对劲所带来的失落感。

  2009年,诗人在《大家伙》里说“我正在过我不想过的生活”。时隔七年,诗人在《伤感的街景》(2016)里再次写道:“我过不了大街/湿漉漉地站在马路边/经受着我最不愿意经历的生活”。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有些悲哀你不能克服》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暴雨把蚯蚓冲出了泥土/无助地蠕动在地表/太阳暴晒的鱼塘里花鲢浮在水面上/你无法帮它们呼吸/被蚊子咬过脖颈的甲鱼半夜死了/发臭的空气中桐花自落/一个人记得回家的路却回不了家/雾霾如衣,穿上了就脱不下来/我看见了你永远看不清你/我看见我消逝在了/你渐渐变冷的心肠中

  诗人在诗行里陈述了我们目睹却无力改变的残酷现实,从遭遇不测的动植物到雾霾中的人,诗人面对这些困境似乎只剩下无助与无奈。有些人选择让心肠渐渐变冷,当作无事发生,可诗人不然,他用“我”跟“你”区别开来。纵然生活糟糕得永远想让人“再诅咒一遍”(《找信号的人》),诗人也要在“人世尽头/大声尖叫却不期盼任何回音”(《星星索引》)。

  诗人作为写作者,似乎能够洞察诗歌这个“黑箱”或“洞穴”里的全部奥秘。他们一次次经历着一首诗从无到有的过程,深切体会到诗歌言说的困境,字斟句酌着一首诗要如何写,写什么。张执浩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也一直在反思、在关切着诗歌这一文体本身在今天的运命,那一条条隐秘的、不为外人所知的洒满阳光斑点的小径。2018年5月12日起,张执浩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撞身取暖”中发布一系列“诗话”,谈论自己诗歌创作的一些感悟与想法。诗话的重心大致有三个方面:诗的发生、诗的构成与诗的发声。

  从张执浩所试图建构的诗歌发生学来看,他将诗人放在一个比较谦逊的位置。诗人的灵感来源于上帝的惠顾,而诗人的写作则是一种献丑,是直面“自己的缺陷和匮乏”,亦即词语的“缺陷和匮乏”的过程。我们读张执浩的诗作,不难发现这种谦逊的态度,发现他对自我身份的“降低”,以突显他对词语与词语构成的诗歌的敬畏。

  在2015年,张执浩就在一篇名为《在黄鹤楼下谈诗》的随笔里,表达了他对现代汉语诗歌的看法。在他看来,古体诗就像那座众人钦慕的黄鹤楼,皇皇名篇威慑着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但他认为:“只有现代性的语言才能赋予我们汉民族现代性的精神。何为现代性的语言?即那种日常的、鲜活的、带有我们此时此刻此在体温的语言,那种看似充满缺陷却生机盎然的语言,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当下的书写者,尤其是我们现代诗人大胆使用的语言。”语言问题已然成为他对诗歌关怀与关切的核心。他之所以将现代性的语言设定在日常的、鲜活的“此时此刻此在”的语言,是因为其中的生机盎然,更是因为这种语言之中蕴含的现代性的精神,可以让诗人在词语中“复活”而不是“复古”。

  (魏天无:湖北荆门人,文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欣然:湖北荆州人,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