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燕

中国当代诗坛,众声喧哗,流派繁多,时风旋舞。青海诗人郭建强像高原上众多生长缓慢、内质优良的事物一样,沉着地锻打词语的金箔,专注地提升“语言炼金术”的技艺,不断写下辨识度极高的作品。写作近三十年来,郭建强只出版了《穿过》《植物园之诗》和《昆仑书》三部诗集,却凭借“奇崛、峥嵘”的诗歌品相,越来越被诗界所认可。2015年《人民文学》授予郭建强年度诗歌奖。授奖词这样概括他的诗风:“郭建强的诗精悍而细腻,汉语在他的笔下显得谦逊、内敛、从容;偶尔的激越与豪迈,使其整个诗歌谱系显得错落有致,且不失庄严,因而从侧面呼应了他生活的青海,也丰富了看起来必须奇崛、豪迈的西部诗歌。”

郭建强初踏诗坛的作品立足青海、立足西部。1992年8月,《青海湖》诗歌栏目头题刊发郭建强的百行长诗《方向:塔尔寺》。这首得到诗人昌耀先生认可并由他推荐刊发的作品,是郭建强在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学习的成果之一。“旃檀本是血液之树。生命之树/睾丸和乳房之树/端坐叶片的十万神佛/也是生命的十万瞬间……”《方向:塔尔寺》以男人的喉嗓唱出了生命雄浑壮丽的本色,而镶嵌其间的沉思的低吟,则让这首诗具有交响诗般的丰富、对照和交融。同年8月,《青年文学》推出郭建强的组诗《极地之侧》。这组诗或表达独行格尔木以西的生命感受:“格尔木以西/金黄的阳光葡萄般饱满/落地,凝成坚实的沙粒/在眼瞳和脚下滚动”(《格尔木以西》);或者描写“冰封青海湖”的深水处“鱼儿们仍在水草中沉思/或者追赶实来的潜流”(《冰封青海湖》)。一试新声的诗人,其歌唱的物象与意象来自雪域高原,却因为有意地在独特的地理、气候、生物样态中找寻一种普遍的生命感受,而与大量过于强调地域色彩的西部诗拉开了距离。这些发表于25年前的作品,标志着郭建强的写作具有明显的地理历史文化色彩,标志着诗人具有纵深挖掘词语矿脉的身份意识的自觉。

郭建强是那种不断从过去、从记忆、从历史深处汲取能量,烛观今天和探察明天的诗人。因此,他所选择和打量的物事、场景、意象,常常并置于多重宇宙的视角下。从而使得他笔下的铜锁、吉他、台球、水晶、书、口红、镜子、雪、月亮、灯光、梦魇……无不同时具有多种色彩、气味和质地,传达出一种既是象征物也是被象征物,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对象的奇妙感觉:“被一个隐喻或象征吸引/无力摆脱炽热炫目的幻象/一块石头因此长久揣摩/阳光的蕴意,露水的秘密”(《水晶》)。难能可贵的是,郭建强具有沉思冥想品格的诗歌,并不是一种书斋学院的产物,并不是精英的收藏品或者手把件。他的诗歌饱蘸着生命激情,语言张力十足。“一场大风带来了多少零落/一场血腥的战争”“剑拔弩张的对抗我心醉神迷。/春天,岂是庸人以为之不请自来?”“而你们必须更有力地把握刀和心跳/必须更执拗地保持守望之姿”(《穿过》)……在激越的、带着摇滚风格,隐隐能够听到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的啸吟中,郭建强将生命的盛开与凋零,将春天的明亮和血腥,辩证地编织成同一个“团块”,让诗句迸发出一种肉身在场的真切感觉。郭建强在一篇诗论里说:“诗,是人与世界摩擦的结果。”这种强调词语触觉的观念,可能与诗人在大型冶炼工厂的电解槽旁边挥汗十年的经历有关。在郭建强的诗歌里,无论是书写和现实社会直面相撞的场景(如《冶炼工厂腹部取得四章诗》);还是语调温和、词语温润的作品(如《雨粒》《良人》《秘色青瓷》),都是“人与世界摩擦”的结果。郭建强的诗歌,无论激越或者悠长,无不例外是自身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身体反应、生命反应、语言反应,他的诗歌的“基本声调是苍茫、沉郁的,甚至略显喑哑,其中支撑这一声调的是对人生、对世界深刻的洞察和大悲悯的情怀。”(诗人陈东东语)

通读郭建强的三部诗集,地理、历史、民俗等文化因素绝不是其诗歌的装饰语,而是诗人深入其间捞捕、淘洗的诗核。对于郭建强而言,以上元素其实和动物、植物等生命体一样是活着的存在。在这些载体中隐藏着关于过去(也即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秘符,郭建强诗歌的使命之一,就是在这一区域不断探掘。诗集《植物园之诗》收入了大量有着明确青海地理文化标识的诗篇。这些诗歌有的取材于历史事件,有的来自纯粹的地质地貌,有的来自文物遗存,有的截取于某个文化场景。以上种种都被郭建强强力冶炼造型,成为一个个活着的,可供我们参照、修正乃至融入的生命体。《鄂拉山侧:正在解冻的冰河》《巴颜喀拉:遗址或源头》《问天:科肖图祭天观象台》《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到柴达木》等诗歌中,郭建强地理历史的哦咏,不是风物志,也不是说教式的议论,而是一种高度的诗歌提纯,是一种历史和地理“把血一口一口吐出/让丹霞照人间/儿女们出出进进,长大成人”(《平安》)的生动过程,是以一种大的历史观、时间观和宇宙观对事物的深度解读。

郭建强的诗歌之所以采取一种“惜诵以致愍”的吟哦,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关,更可能与我们的民族历史有关,与人类艰辛的发展史有关。只不过他的“惜诵”虽然也不断指向内心的创痛,但是哀而不伤,进而能够反向运动,将哀歌化为沉思之曲,甚至是颂歌。2015年出版的诗集《昆仑书》,开篇就是《十二颂》。这十二首短诗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音调、音量和音色,为世界万物、为生命歌唱,力图以词的金黄照亮某种沉沦与衰败,再次发出类似昌耀三十年前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呼喊:“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昌耀《慈航》)。但是,郭建强的声音更加沉郁、更加复杂。正如作家马钧所指出的:“郭建强所熔铸出来的颂体诗学,无论在成色上,还是在音色上,都在努力还原着善恶悲喜交织共存的复杂世界及其真相……他摒弃了以往颂体诗里像感冒一样四处传播的那种具有浅薄、天真、廉价、粉饰等病毒体征的乐观精神。”郭建强的颂诗的精神深度,其实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沉思、时间的沉思和死亡的沉思。生命的种种创伤和事物的种种衰败,都是诗人体悟和反证生命的珍贵与丰美的证据。这个吸引过古今中外无数优秀诗人的命题,在郭建强笔下又一次产生了在夜幕下焰火明亮、喷泉激涌的效果。在《穿过》一书中,郭建强的长诗《安魂曲》是直接献给昌耀的雄厚、锐利的歌曲;到了《昆仑书》,诗人又留下了一篇含泪泣血的诗文《与亡友书》。

从死亡的角度看,毫无疑问是郭建强诗歌的一种原动力。在这种动力的作用下,他的一系列以单字作为题目的组诗《植物园之诗》,他的悖论式的青藏地理书写,都强烈地表达了生命处于绝境时的尊严和美丽;并且在这样的绝境之中显示出了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勇气和信心。对此,诗人周瑟瑟这样指出:“诗在他(郭建强)笔下是一团‘血墨’,用血凝结的墨,这不是象征,而是诗的事实。他的诗是坚硬的器物,从肉身里冲出来,与时代发生正面的撞击。他的诗是语言的尖刀在沙石上磨得飞快,他时而急速,时而舒缓,但不管以什么样的角度,他的诗准确地刺在了咽喉上,生命的喘气激起了诗更强的斗志,他的诗是对世界的探寻与质问,更是挽救与抚慰。”

在郭建强的诗歌中,当然有不少试图直接与死亡对话的篇章;然而,更多的是对于死亡的各种变体和象征的敏锐觉察。郭建强“发愤以抒情”的过程,是从个人内心到外在表现的流泻,是从个体生命到普遍生存状况的描绘,是从具象的“惜春悲秋”到抽象的生命观、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思考。他的诗歌语言的织体,是一种充满灵性、关注现实状态、拷问存在意义的复杂抒情。《残片:赫拉克利特》是郭建强目前最长的诗篇,在这250行的巨大容量里,诗人动用白描、象征、隐喻种种手法, 以碎片化式的跳跃、穿插、重复、涵泳于一个巨大的时空场域,沉思与思辨生命的形质、变化和意义。整首诗的语言肌质纷复杂异,却又奇妙地呈现了一种类似露珠的单纯;诗人似乎正是以一颗颗露珠反映多彩霞光,并且呈现露珠相互叠映、此消彼长的自然的、也是哲学的形态。即使在这样如同《春江花月夜》《海滨墓园》般具有高度抒情和沉思气质的诗篇里,郭建强依然强劲地保留了生命个体的呼吸和体温,保留了当下现实境遇的形貌和特征,从而显示了一种可以感知和感受的“发愤”的质地和意义。这无疑是诗人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对这一层面的公共意义的探求和阐发。

在文字学中,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发、解散的含义,也可以与传统的“杼”字互训,因而带来编织、合成的意思。在西方诗学传统中,抒情精神也早已溢出了个人抒情咏情的边界,所谓抒情精神的求索,早已成为了里尔克、艾略特、曼德斯塔姆、米沃什等诗人探索内心世界、探索生存的意义、探索艺术的形式、探索社会构成和真实言说的根本动力。郭建强“惜诵以致愍、发愤以抒情”的诗学实践,就是力图在当下接续和汇集文学传统中的重要脉流,并且使之更具有在场性、时代性和现代性。这是当代中国诗歌的流向,也是诗人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