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忘不了的画》里又谈到另一幅根据民间故事创作的日本画《山姥与金太郎》:

大约是民间传说,不清楚两人是否母子关系,金太郎也许是个英雄,被山灵抚养长大的。山姥披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丰肥的长脸,眼睛是妖淫的,又带着点笑,像是想得很远很远;她把头低着,头发横飞出去,就像有狂风把漫山遍野的树木吹得往一边倒。也许因为倾侧的姿势,她的乳房在颈项底下就开始了,蟹壳脸的小孩金太郎偎在她胸脯上,而她只是笑着,一手执着描了花的拨浪鼓逗着他,眼色里说不出是诱惑,是卑贱,是涵容笼罩,而胸前的黄黑的小孩子强凶霸道之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长中。这里有母子,也有男女的基本关系。因为只有一男一女,没人在旁看戏,所以是正大的,觉得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

“太郎”在日语里是“男孩”的意思,因为日本是一个弹丸岛国,人民又渴望强大,所以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民间故事,以小胜大的主题不少,“太郎”出现的频率也就较高。金太郎是日本的民间故事《金太郎》中的主人公,据吉林大学于长敏于1996 年在日本土浦市阿见中学所作的一项调查,由100 名该校中学生写出自己最喜欢的5 个日本民间故事,结果金太郎名列第四。因此说金太郎的故事家喻户晓应不为虚,可是奇怪的是我国国内出版的几种日本民间故事集,不约而同地都只有一个“桃太郎”的故事,而未见金太郎的故事;张爱玲对金太郎的来历居然也不清楚,所以才有“大约是民间传说”之猜,而她是与胡兰成同看这画的,胡兰成也可以向借画给他的日本人池田询问,看来对此都不很清楚。

关于金太郎身世,有的说他生于一个山民家中,有的说他母亲本是天皇的侍女,因与一名侍卫产生了私情,后来在山中生下了他。若抠起字眼来,也可以说第二种说法与第一种并不矛盾,因为生于山民之家也不代表他是山民之后。

金太郎孩提时就力大无比,故事之一是他把黑熊高高举起来又重重摔下,被他打败了的黑熊从此俯首贴耳听命于他,每天把他砍下的柴禾驮到他家里去;故事之二是有次山林着火,金太郎无处可逃,竟把一棵参天巨树推倒,搭在两个悬崖之间,使他和他的母亲可以从上面走到安全的对岸去。

金太郎力大无穷的“神性”的来源,也有两种说法,一是他从小与野兽生活在一起。可以设想,假如他与长臂猿一同练习攀缘,自然臂力是可以过人的;而假如他与羚羊为伍,跑跳一定是无人能及的。二是张爱玲所说,是山灵(山姥)抚养的结果。

综合来看,金太郎有两位母亲,一是生身的母亲,一是养育他的母亲(山姥)。而在所有的画作里,画的都是他与养母在一起的情景。按弗洛伊德的理论,母亲在给儿子喂奶的过程中,是有性的意味交流的,何况养母养子。所以张爱玲说:“这里有母子,也有男女的基本关系。”她真的是目光敏锐,连画中的暧昧与微妙意味都读得出来。她又觉得山姥与金太郎有“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而果真金太郎后来当上了源赖光的武士,取名坂田公时,成为源赖光打天下的四大金刚之一。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中写道:“我从池田处借来日本的版画、浮世绘,及塞尚的画册,她看了喜欢。”

而日本的版画是也包括浮世绘的,浮世绘中,也不止一位画家一幅作品以金太郎为题材,所以张爱玲见到的那幅《山姥与金太郎》很可能也是浮世绘作品。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画有《金太郎与野兽》,喜多川歌麿画的金太郎则有多幅,可是没有一幅完全符合张爱玲所描绘的喜多川歌麿山姥与金太郎画面。最接近的一幅,虽然有“金太郎偎在她胸脯上,圆睁怪眼,有时候也顽皮地用手去捻她的乳头”,也可以说金太郎有“强凶霸道之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长中”的表情,但是没有山姥“不介意地潇潇笑着,一手执着描了花的拨浪鼓逗着他”,眼色里也似乎没有诸如“诱惑,卑贱,涵容笼罩”,而只有专注与享受,乳房也不是所谓长长地下垂的“口袋”,而是坚挺鼓胀的浑圆。尽管如此,我们由此已经差不多可以感受到张爱玲所描绘的画中人物的神情了。

张爱玲之所以喜欢《山姥与金太郎》,是因为她觉得此画面中的母与子神情自然,真实地存在于天伦之中。而欧洲诸国的圣母画则不然,张爱玲觉得画外总有一圈看客,使得圣母对圣子所有的动作表情都成了表演:“有时候他身上覆了轻纱,母亲揭开纱,像是卖弄地揭开了贵重礼物的盒盖。有时候她也逗着他玩,或是温柔地凝视着怀中的他,可是旁边总仿佛有无数眼睁睁的看戏的。”而圣母之所以做戏,张爱玲认为除了“当众”的缘故外,还与圣母平凡的出身有关:她因平凡而被推为皇后,所以不禁要保持平凡,于是要做戏了。

显然张爱玲对“浮世绘”这个词颇有感觉,20 世纪60 年代她将《十八春》改写时,在取名“半生缘”之前,曾考虑用“浮世绘”作题名,后因觉得不大切题而放弃。

张爱玲对于日本人及日本国、日本社会的了解可能还在了解日本艺术之前,于是她从日本人、日本国、日本社会的视角来体会日本绘画艺术的特色,并作两相映证。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