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凛然的东西,有拒绝的意思,还有打击的意思;好看却是温和的,厚道的,还有一点善解的。”这是王安忆写在《长恨歌》里的字句。她本人,兼具着美丽与温和。

有趣的是,散落在网上有关于她的文字颇多。除了“王安忆,上海人,中国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之一。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等等”正儿八经的文字之外,还有粉丝搜集整理的“王安忆经典语录”等等表达敬意的文字。

排名第一招人爱的句子是《窗外与窗里》中的:“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来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这句话的形式,也颇像她本人——作家,绝不是常人可以一眼洞穿的。

王安忆爱文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她更爱的是戏剧。她不一定会接受文学话题的探讨,但是一定会到剧场去朝圣。她最喜欢与记者聊的话题之一是戏剧,一次在新民艺谭上担任嘉宾与著名导演赖声川对谈。听众期待导演与作家的“交手”,结果,她却像是替观众提问似的,热切向赖导求教,如何把剧本写得更好。

对戏剧的崇敬和憧憬,多半来源于父亲王啸平。很多人知道作家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但不一定知道其父王啸平是以上海人艺导演的身份离休的,此前还在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江苏电影制片厂、江苏省话剧团等单位担任编导和领导工作。

小时候,她就跟着父亲去剧场,也有不少演员到她家里来玩,大家都是朋友。现在去话剧中心看戏,经常能“偶遇”王安忆,她是作家中最经常去看话剧的,“凡是舞台上的我都喜欢”。

她对编剧的热爱除了父亲的影响,也是文字本身的要求决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里十有八九是剧作家”,王安忆介绍道,“剧本比小说难写多了,是文学的最高峰。”小说可以意识流,但是戏剧就不能。她也写过两部话剧《金锁记》和《发廊童话》——都是根据原著改编。对于话剧编剧,她更为小心翼翼。《金锁记》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

因为喜欢导演许鞍华执导、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半生缘》改编的电影,王安忆与许鞍华结了缘。许鞍华就此导演了王安忆编剧的《金锁记》。话剧中心和焦媛实验剧团分别上演过普通话和粤语版。

最近一次尝试话剧编剧,也是2008年的事了。她改编的是自己的小说,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发廊童话》。因为她对“初出茅庐的《金锁记》还不太满意。”这部话剧的主干,脱胎于哈代的小说《挤奶女的罗曼史》。但是她把它“现代化”为发廊妹遇到大款产生的“灰姑娘”童话。通常,她对发廊只是“误入”,所以“有一点点经验”。 对于向来受到有关“脱离生活”的批评,她表示:“既不能为自己护短,也不能强求。创作,主要靠的还是想像力。我不对真实负责,我不是记者。”

“原创,我有先天缺陷”,王安忆认为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写作风格,不适合原创剧本。“我比较温和,不会组织激烈的戏剧冲突。”

在写《金锁记》剧本的时候,她就“吸取了教训”——“人物太多太拥塞”,所以《发廊童话》只有6幕,场景变化较少。

王安忆说自己更喜欢小说的微妙与暧昧,可是在舞台上都要直接且清晰地体现,对她来说属于“挑战”。

戏剧记者见到王安忆的次数要多于文学记者。

因为王安忆觉得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可以一个人代表说不;而话剧是团队的事,大家都为自己编剧的作品付出了太多心血,“所以有理由有义务为戏剧做必要的宣传。”

“有追求的作家最终都要成为剧作家,例如契诃夫、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甚至莫言、刘恒也写了话剧。”

在她写过电影剧本之后,“我再也不想写了,因为电影剧本的写作基本没有挑战。”

王安忆认为,写作如果没有很厚的积累,就需要卓越的想象力。

如今,她依然每天保持20万字的阅读量:“没有文字喂饱我,我会发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