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共和国脚步的时钟
防城港市新闻网-防城港日报 2019-10-08 10:47:03

● 阮 直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我父亲在内蒙古科右前旗人民银行工作也刚好满一年,手中有了一点积蓄,买了一块手表。农民的儿子有了一份工作,要学会按钟点上班,不能看日头多高该起床、该吃饭了吧。

父亲的这块表从此就成了左邻右舍的标准时钟,有些小孩子上学怕晚点,走上几十米远跑到我家问钟点。没想到这一来一回就差了5分钟,不过,那时候差10分钟也不算不准。

新中国成立5周年不久,我出生了,父母工作都很忙,便把我送到了科右前旗斯力很努图克的乡下姥姥家,随我到乡下的还有一款烟台生产的“马蹄表”。母亲想,为刚满周岁的孩子喂米糊、喂水不能总约摸时间吧。可我的姥爷、姥姥连10个数字也不认识,有表没表并无区别。为了让姥爷、姥姥认识表,我妈晚回城两天。两天之后姥爷说他会看表了,几经母亲测试,其实还是不会,但总算认识了从1到10这些数字,看表没过关的主要障碍在于姥爷总是区别不开时钟与分钟的含义,虽能辨别出长短,但弄混长短表针儿功能的概率永远在50%。

姥姥不耐烦了,抱怨妈妈:我们祖祖辈辈也没用表看时间,不也照样把你拉扯大,你赶紧回去上班吧,我们再用“日头影儿”对比着马蹄表,过些日子就知道是几点了。我妈说:新中国了,人们过日子要有新状态呀!

无论是城里爸妈的主动,还是乡下姥姥的被动,共和国都加快了人们的脚步,城市、乡村要过有时间概念的生活已经初显。

“大跃进”那年我3岁,摔了一跤诱发了潜在体内的骨结核,久治不愈,老爸只好卖掉了手表、自行车给我看病。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出生,本来殷实的家从此贫困了。放在姥姥家的马蹄表也返城了,虽说发条老化,总是慢,可它毕竟还能看时间。

到了1965年秋,家里生活略有改变,我妈失业之后在家里养了一头猪,养了足足一年,卖了90元钱,算是发了点儿小财。我妈知道我爸喜欢手表,就去商场选,最便宜的天津“五一”牌手表也要95元,添上5元才买上一块表。从此家里又多了几许骄傲,因为隔三差五又有左邻右舍来问时间,手表虽是戴在老爸的腕子上,可骄傲却洋溢在老妈的脸上。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下乡了,老爸把手腕上的手表摘下套在了我手上,从此我也是戴表的人了。那一夜我失眠了,猫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了4次时间,凌晨4点之后我才睡着了。

下乡之后,我这块手表看时间的作用没发挥多少,生产队长给大家派工从来不按表上的时间,而是看冬夏春秋,看阴天晴天的日出日落。手表上的时间没有公共性。倒是哪家的小伙子去相亲,就找我来借手表,有无结果不论,每次借表都能送我一包两毛钱的蝶花烟,手表成了我们集体户“创收”的一个物件了。

那时,无论城市、农村,结婚讲究“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即使不能全有,只要有其中的两件,在农村就算是殷实之家。那个年代,有句顺口溜:“飞鸽快,永久耐,骑上凤凰谈恋爱,戴上手表更是帅”。

改革开放之后,机械手表一下子成了落伍的象征,人们通过各种关系渠道,买到一块电子表戴在手上才有面子。单位的会议室、办公室、家家的墙壁上都挂着“康巴斯石英钟”,人们的时间观念从来没有那样强,好像所有人都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情结,这种时间观,推动着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学习。整个中国都处于亢奋状态,“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它不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而变成了中国的生存状态与集体人格,它时刻地提醒着人们,要抓紧时间。

手机普及之后,手表作为单纯的看钟点之物也就没了大用,可是进入2000年之后,人们的收入提升之快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多余出来的钱,就被奢侈品抢占了。

如今,稍有一点身份的人,手腕上就会多出一块手表,这款手表可不简单,奢华的一块表就是一辆小轿车,稍逊的也要几万元,一些名牌手表也贵过一部好手机。手表成为时尚新宠,我也欣然买了一块瑞士的梅花牌手表。

当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观又被提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如果说此前还是个人为摆脱贫困诱惑着中国人加快脚步,可当下我们的步速,更多时候显得有些身不由己了。自行车速度慢,变成了电动车、摩托车,又变成了轿车、动车、高铁、飞机,飞机最好是直达的航线,好像多快都没时间快。电子邮件的速度也嫌慢,最好是手机永远在手,处于开机状态,我在线,你也在线,我发过去,你就接收。这才是当下人对时间的要求。

这一切都是源于祖国发展的速度一日千里,谁若稍稍地打个盹儿,就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了,追赶共和国脚步的“时钟”几乎变成“秒表”,我为祖国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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