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映武  时 楠

骆文芳捧着60多面旧国旗与妻子陈瑞福同国旗合影。他们身后是家门口高高飘扬的国旗。本报记者 李映武 摄

年近古稀的骆文芳，身体硬朗，是个碰上枕头就很快打呼噜的人。但是，最近他失眠了。

“想到那5个暴徒践踏五星红旗的画面，就气愤，就睡不着。”他指着自己的双眼说，都熬出了血丝了。

“我要是能到香港，要好好地问问他们的祖宗到底是谁？香港到底是谁的香港？”他攥紧拳头说。

骆文芳今年67岁，是边境线上的东兴江平镇氵万尾村人，爱国旗爱到了骨子里。

“70年代，他就自己买国旗、升国旗。在他眼里，国旗就是他的命，谁不尊重国旗，他就会跟谁急。”最了解骆文芳的村民苏春芳语气严肃。

骆文芳与五星红旗结缘，还得从京族三岛围海造田说起。

1969年到1970年，为了改善交通，增加耕地，京族三岛开始围海造田。为了加油鼓劲，参与工程的20多个生产队都在工地升起了国旗，而且是一字排开，蔚为壮观。

“上工地，下工地，我都不由自主地走到鲜艳的国旗面前，停下来看看。看一次，心情就激动一次，好神圣啊！” 骆文芳记忆犹新。

1977年，骆文芳挖鱼塘，突然想起了围海造田工地上升国旗的壮观场面。于是，怦然心动的他，便丢下手中的铁铲，急匆匆地步行10多里路，到江平新华书店买回了一面国旗。

“当时的旗杆很简单，砍了一根竹子，插在鱼塘旁边，把国旗挂在上面。”骆文芳说，“鱼塘边挂了国旗后，干活更有劲了。”

那个年代经济紧张，做什么都缺钱。“骆文芳总是想尽办法，这里挤一点，那里抠一点，就是少吃少穿，也要把买国旗的钱凑足了。”苏春芳说。

当时，买到国旗也是一件不易的事。为了保证国旗能够及时更新，骆文芳经常利用私人关系，托人找到江平新华书店的职工，悄悄给自己留一面。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买国旗容易多了。自己不买，就叫在广东做生意的儿子买。再后来，党委、政府鼓励我们挂国旗，定期免费提供国旗。”骆文芳说。

1980年，骆文芳的鱼塘挖好后，到鱼塘的时间相对少一些，他便把挂在鱼塘边上的国旗挂到自己的家门口。

“你的房子这么破，你挂什么国旗？你又不是单位人，不能挂国旗。”当年，一个村民路过骆文芳家门口，看见他在挂国旗，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

骆文芳说：“当时，我听了他的话，还真的把国旗降了下来。过了几天，想想不对，房子破，就不能挂国旗？没有道理呀！后来，我又悄悄地把国旗挂了上去。”

1993年的一天，一名村民见骆文芳正在挂国旗，大声喊叫：“喂！骆文芳，你懂不懂，私人不能挂国旗，快点把国旗取下来，不然的话，我去告你。”  

性格执拗的骆文芳很不服气，一口气跑到江平派出所，咨询执勤民警。“爱国旗，升国旗，都是爱国行为。只要是爱国，谁都可以挂国旗。”民警的回答，让骆文芳吃了定心丸。

骆文芳的妻子陈瑞福善良贤惠，平日也很支持他爱国旗、挂国旗，但有时也会吃国旗的“醋”。

“8月初，‘韦岶’台风来，在鱼塘忙的老骆因风大雨大，回不了家。他打电话来，不是关心我和家人的安全，而是要我们先把国旗降下来，保存好。另外，还叫儿子一定要加固旗杆，不能给台风吹断了。”陈瑞福笑着说。

台风未息，大雨如注，骆文芳迫不及待，淌着没膝盖的水，冒着生命危险往家里赶。到了家中，他没有询问家人是否安全，财产有没有损失，而是一开口就问，国旗怎么样，旗杆受损了没有。

采访时，骆文芳不忘穿插讲先烈江姐面对严刑拷打不变节、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等红色故事，反复提出，年轻人要感恩，要爱国。

骆文芳说，国旗就代表国家，没有国家，哪有小家。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没有新中国，那些列强有可能还在欺侮我们中国人。现在生活好，是因为国家富强了。

采访中，骆文芳突然起身，到房间拿出一个袋子，捧出一大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国旗。

“这是近20年来，换下来的60多面旧国旗，舍不得扔，保存下来，做个纪念。”骆文芳捧着国旗，激动地说，五星红旗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旗帜，值得永远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