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银行业已风雨兼程走过70年，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锐意进取、砥砺前行，承受住了国内外经济环境波动、行业资产质量堪忧、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社会融资渠道多元化、金融科技竞争考验等多重压力，始终坚持以党建工作引领行业发展，坚持立足国情实际，坚持市场化原则、问题导向，以风控为本，稳中求进，从“跑马圈地、高歌猛进”到“集约经营、价值创造”，全面、持续、渐进式深化改革，通过逐步调整经营结构、转变增长模式、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动力，实现了行业规模与盈利水平的稳步增长、治理水平与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风险管理与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

行业规模与盈利水平稳步增长

形成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根据银保监会最新公布，我国银行业机构包括1家国家开发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6家大型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34家城市商业银行、1427家农村商业银行、17家民营银行、812家农村信用社、1616家村镇银行、13家贷款公司以及45家农村资金互助社，构建了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银行机构体系。

行业规模跻身世界首位。1978年底，我国金融业资产总量为3048亿元人民币；2016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攀升至232.3万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银行业规模分别仅为中国银行业规模总量的50.2%、24.7%、26.3%和27.4%，中国银行业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工农中建四家大型商业银行位列全球资产排名前四名；2007-2016年，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为364.2%。同期，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银行业分别仅为28.6%、-26.6%、-16.2%和35.7%。   

盈利能力保持较好水平。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主要构成，虽然随着竞争加剧，2011年以来，行业ROA、ROE均较之前有所回落，盈利逐步回归理性，但仍保持较好水平。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银行业资产利润率1%、资本利润率13.02%。横向来看，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银行业盈利水平明显下滑，中国银行业则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态势，2010 - 2016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银行业的平均ROA分别为0.96%、0.4%和0.33%，同期，我国银行业平均ROA为1.2%。同时，中国银行业的盈利结构不断优化，非息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从2011年的19.3%逐年提升至2019年6月底的24.05%。

公司治理日趋完善

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是银行最关键、最根本的核心竞争力。在金融发展历程中，我国商业银行以股份制改革为契机，产权关系逐渐清晰，产权结构更加合理，公司治理体系日趋完善，使银行有了可供商业化经营的基础，有效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

公司治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银行制度，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委在“把方向、谋战略、抓改革、促发展、控风险”等方面的作用，坚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合理界定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将党管干部原则与投资者权益保护、经理人的职业化协调起来。

“两会一层”履职能力逐步强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董事会主导下的现代公司治理组织架构。董事会对股东承担责任，通过董事会运行制度对经营活动中的重大事项实施决策权；高级管理层由董事会聘任，负责执行董事会决策及日常经营；监事会负责对董事会和高管层及其他人员的监督。“两会一层”之间形成相对有效的制衡机制。

注重加强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在赋予高级管理层经营管理职责权限的同时，建立了相对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将薪酬体系与风险挂钩，并配合延期支付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着力解决薪酬与风险不对称问题。此外，试点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方式，探索将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利益与银行中长期发展目标有机统一起来。

经营管理创新求变

收入结构逐渐多元化。一是加强发展中间业务，注重向轻资本运营转型。中间业务相对传统息差业务资本占用较小，逐渐成为银行发力的重点。比如，以投资理财为主要代表的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虽然2018年出台了“资管新规”“理财新规”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等监管文件，但银行理财产品余额总体平稳，未出现大幅波动。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403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存续的非保本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数4.8万只，理财产品存续余额22.04万亿元。此外，商业银行通过积极开展国际化业务，开拓国际结算、国际卡、账户托管等增加中间业务收入。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24.05%，较2011年提升4.75个百分点。二是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寻求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战略意识日益强化。通过开展产品创新规划、健全创新组织、完善激励机制、规范创新流程，持续提升产品创新能力，在消费信贷、理财产品、电子银行、现金管理等领域不断开辟市场竞争并培育巩固自身品牌。

综合化经营趋势明显。为提高竞争力，满足全社会对多元化金融服务的需求，银行业逐步重启综合化经营，探索跨行业的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从合作开发交叉产品和代理销售等浅层次业务合作，到通过设立或投资入股信托、保险、基金、财务、消费金融、金融租赁等，甚至境外并购，商业银行正加速从传统单一的银行机构向综合经营的银行控股集团转变，进而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服务，提高客户忠诚度，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

运用金融科技提升客户体验。银行业主动适应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新趋势，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AI等新技术，在服务渠道及产品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一是服务渠道实现协同发展，联动线上线下优势，提升了整个银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行业平均离柜率大幅攀升，从2010年平均45.2%上升到2017年的87.58%。通过遍布全国各地的自助设备、网络银行、微信银行等，为客户提供了全功能、全渠道、全天候的便捷金融新服务。二是在支付、理财等领域积极“触网”，加速产品创新，如基于消费场景，提供话费充值、水电缴费等服务，推出T+0理财以及多余资金“自动理财”等产品，升级客户体验。

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银行业逐渐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转变，从规模扩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发展，转向质量提升、资源节约的内涵式发展。一是注重优化经济资本配置，建立以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将收益与风险、成本相统一，经营管理重心逐步转变为优化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充分计量各项业务成本，进而提高经营效益。二是参考风险进行定价的意识和能力得到加强，能够对存贷款利率进行精细化管理，逐步开展客户分层，制定差异化定价策略，对不同的产品要素组合，能够实行相对灵活多样的定价调整。三是将信息系统建设作为流程再造、管理提升、服务转型的驱动引擎，推动银行流程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提高决策能力、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

风控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不仅是一部创新壮大的发展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不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夯实资产质量并逐步提升风控能力的风险经营史。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经营过程中，中国银行业形成了全面风险治理架构，树立了稳健的风险文化与合规意识，坚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强化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经过多年的探索积累，我国银行业风险管控的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一是风险管理体系由单一信用风险管理转向全面风险管理，积极引进和实施巴塞尔协议Ⅰ、Ⅱ、Ⅲ等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准则，并立足我国国情，于2012年6月正式颁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强化资本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及潜在风险的前置性约束与缓释作用，风险管理由被动转向主动，避免业务粗放增长引发不良率高企而最终求助政府、全民买单等非市场化的“免费晚餐”的出现。二是补充银行核心和非核心资本的渠道多样化，除内源性资本补充、首次公开发行外，商业银行还可通过股票增发、发行优先股、次级债务和混合资本债以及开拓境外发行市场等多种途径来补充资本金，损失吸收能力进一步提升。

风险抵御能力迈上新台阶。经过不良剥离、补充资本、加强监管以及银行自身风控能力的提高，我国银行业应对风险的水平进一步增强。一是资产质量继续改善。截至2019年6月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2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81%，信贷资产本身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二是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截至2019年6月底，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4.26万亿元，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分别为190.61%和3.45%，贷款损失准备完全覆盖不良贷款，风险缓释能力充足。三是资本充足率稳步提升。截至2019年6月底，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1%，资本充足率为14.12%，为其发挥最后的风险抵补功能预留空间。四是流动性较为充足。为强化流动性管理，商业银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截至2019年6月底，银行业流动性覆盖率（LCR）为140.17%，大大高于监管标准（100%），充足的流动性储备使得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风险处置手段从行政主导向市场模式转变。不良资产处置逐渐弱化了行政干预，体现市场意志，通过创新使用不良贷款证券化、不良资产收益权的转让、市场化“债转股”等措施对不良资产实施市场化、多元化、综合化处置。如2016年新一轮债转股与1999年第一次债转股相比，其根本不同点便是市场的参与程度不同，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体作用，引入市场化转股定价和退出方式，政府角色逐步弱化，体现了按照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进行风险处置的理念。

切实担当社会责任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满足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提供了长期、稳定、可持续的金融服务。截至2019年6月底，共有11家中资银行在28个“一带一路”国家设立了76家一级机构，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

围绕精准扶贫，助推补齐建设小康社会短板。我国银行业机构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联合协作开展脱贫攻坚的良好格局，加强精准扶贫力度。拓宽金融扶贫覆盖面，主动对接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易地扶贫搬迁等领域的金融服务需求，结合实际创新扶贫小额信贷管理办法，设立扶贫小额信贷绿色通道。截至2018年末，扶贫小额信贷余额为2489亿元，扶贫开发项目贷款余额为4429亿元。

围绕普惠金融，提升人民群众金融获得感。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网点乡镇覆盖率和基础金融服务行政村覆盖率均超过96%，尤其是线上金融的发展进一步带动提升了金融可获得性。到2017年底，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事业部相继挂牌成立，并已经有185家一级分行设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分部。小微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余额均达到31万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同比增长42.3%，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29.9个百分点。

围绕客户需求，持续提升银行业服务水平。截至2018年末，银行营业网点总数达到22.86万个，同时加强金融科技运用，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不间断服务，全年手机银行交易笔数达940.37亿笔，交易金额达241.68万亿；网上银行交易金额1639.4万亿元，交易笔数总计1524.7亿笔；客服中心人工电话平均接通率达92.24%，连续五年高于90%。同时，银行业聚焦百姓关切，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宣教力度，形成了“政府高度重视、监管扎实推动、协会积极部署、金融机构全力落实、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银行业消保工作局面，增强了银行业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70载披荆斩棘，中国银行业发展成绩显著进而在中国经济腾飞中发挥了助推器功能。但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背离实体经济的迹象，2010-2016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从6.2%上升至8.2%，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从95.3万亿元增加至232.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16%，远超GDP同期年均10%的增长率，金融业“虚胖”“空转”等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未来我国金融业、银行业在回归本源、做回主业上还须不断下功夫，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形成持续健康的金融深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