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 · 志士 · 斗士|纪念景梅九先生逝世60周年
2019-03-30 13:00:04

博士 · 志士 · 斗士

——纪念景梅九先生逝世60周年

赵瞻国


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学者、报人、文学家,扬名海内外的爱国民主人士,河东先贤景梅九先生,1882年3月15日出生于安邑,1959年3月10日病逝于西安。景梅九博士,是一位勤奋博学忠勇坚贞的仁人志士、使命在肩奋斗终生的不屈斗士。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历史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成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进程中,我们也需要学习传承景梅九勇于变革开放创新的革命精神,发掘弘扬其思想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辱使命担当作为,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成就。这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博士景梅九,是勤奋好学、学贯中西的优秀知识分子。

首先,颇具天赋的时代骄子景梅九,有幸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教育。他出生于有家学渊源的耕读之家,自小跟随叔祖、父亲接受幼儿教育。后在家乡私塾求学,12岁与父亲同时考中秀才。这时西风东渐,他受维新变法救亡图强反清排满思想影响,鄙视封建王朝的功名科举,不再参加清朝政府的乡试、会试,而前往省城太原寻求新思想。他先后在初步融入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令德堂、晋阳书院求学,继而考入新成立的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前身)西斋,在深入学习祖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开始接触新传入的世界文化知识。

1901年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复学。19岁的景梅九作为山西省保送的5名学子之一,进京入京师大学堂,捷足先登,赶上了时代风云,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在这里,他读到了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早期民主革命启蒙者、思想家的雄文,领略到新传入的民主科学思想以及进化论等社会思潮,尤其是接受了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奠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根基。1903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向海外派出留学生。21岁的景梅九考取清政府日本官费留学生,东渡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校,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者的漫长艰难征程。在紧张繁忙的革命活动中,他仍然能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他精通日语、英语、俄语及世界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其次,景梅九是我国近现代多有建树的国学大家、文化名流,成就斐然。他创作的诗词、歌赋、传记、小说、政论、杂文、随笔,佳作丰硕。他为我国近现代革命史、文学史、方志史、文化史奉献了《罪案》《入狱始末记》《国民军起义始末记》《新修安邑县志》等史料文献,影响广远,有的在海外翻译出版发行。他翻译发表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与张墨池合译出版印度文豪泰戈尔《人格》《家庭与世界》等。

景梅九是我国近代新闻报刊事业的开拓者,一生重视报刊传媒的社会舆论教育作用。在长达40余年的艰险斗争中,“查封没有创办快”,他参加创办20余种报刊。清季“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在京师同时开办《国风日报》《国光新闻》《爱国日报》,号称“北京‘三国’”,呼喊张扬革命,一时闻名遐迩。其中的《国风日报》贯穿中国近现代,经历晚清、辛亥革命、民国和新中国诞生,先后五次复兴,书写了我国新闻史上的奇迹。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出路》周刊等,为国家、民族和大众命运前途呐喊探寻出路。而巴金、李健吾、高长虹、石评梅、蹇先艾、阎宗临、朱大柟、李尤白等现当代专家、学者、教授、革命者,都通过他开办的《国风日报》等报刊初登文坛。他成为这批有志青少年的“伯乐”与“园丁”。

他始终关注热心社会教育,先后在北京、西安、青岛和家乡各地创办及任教十余座学校。他走上讲台、走向社会、走进民间,教学、演讲、操练、实践,传授普及科技知识,传扬民族优秀文化,宣传发动民众,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辛亥革命之前,他和夫人阎玉青就在运城创办河东女子学堂,该学堂也是辛亥革命的秘密活动基地。上世纪20年代,他应中共河东领导人嘉康杰之邀,在夏县堆云洞开办山西平民中学。1925年,他与李石曾、吴稚晖发起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上世纪30年代于西安,在杨虎城支持下开办国学社。他还在青岛震旦公学、陕西高等学堂、西安商专等校任教。他是一代国学宗师,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治“易”考“红”,造诣精深。以《红楼梦真谛》《黄帝与易教》《文学源流概说》《生活要素总检讨》为代表的学术著作,彰显了他的学养才华与奉献。时有“南章(太炎)北景(梅九)”之誉。

他对戏曲情有独钟,酷爱戏曲艺术,格外尊重喜爱演艺人才。他高度评价戏曲的社会功能教化作用,对晋南锣鼓杂剧等中华戏曲研究有独到见解。他创编多部剧本,其中《刘公岛》,热情颂扬中日甲午海战爱国将士为国牺牲之精神。他参与西安“易俗社”的创立编演活动。日军入侵,晋南沦陷,他在西安组建“唐风社”“虞风社”戏班,接纳安置河东流散到西北的演艺人员,保护祖国戏曲艺术,扶持了郭宝臣、阎逢春、王秀兰、王存才、孙广盛、莜月来等几代名伶。

还有,景梅九又是世界近现代进步文化社会思潮的引进推介者,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研习传播者。他广泛涉足当时的思想理论文化领域。他在早期的著述、演讲、教学、宣传中,就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拉萨尔、黑格尔、伏尔泰、卢梭、达尔文、柴门霍夫、甘地、泰戈尔、幸德秋水、白浪滔天(宫崎寅藏)、大杉荣等世界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艺家。景梅九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热情学习,积极吸纳世界文明成果,为促进中外思想理论文化艺术交流传播作出了特殊贡献。

景梅九出生的第二年,马克思溘然长逝,但马克思主义已然在欧亚流传开来。景梅九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他不仅对封建独裁专制,而且对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有揭露与抨击。世界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殖民地初期,景梅九就发出警示:“自帝国主义之说行,而列强疲于军备矣!”他参加日本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社会主义演说会,读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他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参加留日学生社会主义研究会,对社会主义“不能不服其魄力”。他撰写《社会主义概说》《共产主义略说》等文。他认为,“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自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发表后,“世界经济学者莫不赞同”。他后来在陕西高等学校等地执教,还向学生介绍《资本论》。1912年暑期,山西教育界省城学者名流举办夏期演讲会,有讲“孟子”,有讲“老子”,而景梅九旗帜鲜明宣讲的《社会主义》,空谷足音,震聋发聩,为思想理论领域吹进一缕清新气息。这时他已明确提出,自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社会主义的革命风潮“渐普遍于欧美,其势旺盛继乃波及日本,今且欲渡中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我国五四运动和共产党诞生之前,景梅九即能看到这种历史发展趋势,实属不易更显可贵。由于时代的局限,景梅九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有不足之处,他也曾信奉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为我国最早一批接触和学习宣传社会主义的青年先进知识分子,他为马克思主义在古老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景梅九博学多才,先知先行,不仅展示了他的禀赋、勤奋与素养,也体现了他积极进取开放包容之精神,这些都为他卓越的社会政治功绩与文化艺术贡献奠定了扎实基础。

志士景梅九,是立志报国不忘初心、愈挫愈奋矢志不渝的近代民主革命家。

纵观景梅九的一生,他首先是以激进的民主革命青年身姿登上社会舞台,并显示其历史地位的。在太原、北京求学时,他“薄天子而不为”,初步确立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理想。东渡日本留学,他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李烈钧、张继、吴玉章等革命者,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之后他还与邵力子、于右任、柳亚子、李大钊等人成为战友至交。1905年,他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就以职业革命者的姿态,义无反顾投身民族民主革命,成长为有责任担当、有理想信仰的爱国民主志士。

景梅九追随孙中山,在东京、北京和中原、西北各地,组织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及讨袁护国的二次革命;转战北京、广州、上海,参加讨伐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反对张勋复辟、曹锟贿选,参与组织发动“首都革命”,彻底驱逐清廷废帝溥仪出紫禁城,严厉打击封建复辟势力,迎接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孙中山病逝后,景梅九继续坚持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陕西、河南各地参加组建国民军活动,协助支持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景梅九反对蒋介石对共产党和革命民众的屠杀政策,不再出任国民政府公职,后参加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三省。景梅九电告蒋介石,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国土,反对妥协投降。在民族危亡之际,他支持杨虎城、张学良的双十二兵谏,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积极投身抗日活动。解放战争时期,景梅九坚持反蒋抨阎政治立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他不顾年迈体病,在侄儿背扶、好友照料下,参加李济深、何香凝发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成立活动,并出任首届中央监察委员。直到晚年,他仍然不忘孙中山遗愿,继续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的国家尽心竭力。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企图胁迫景梅九去台。景梅九隐避朋友家中,终于在西安迎来了解放。1949年,景梅九接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联名电报,受邀赴京共商国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首届政治协商会议,惜因身体状况未能成行。他在西安担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参事、陕西省首届政协委员、西安市人民代表、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参加了新中国建设。1951年,景梅九身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抱病乘车参观甘肃天水土改,与时俱进,学习自新。他终于看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广阔前景。

回望景梅九的一生,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期,也是一个古今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相互碰撞激荡的时代。景梅九能够在社会政治斗争大风大浪中激流勇进,目标如一,不忘初心,坚持孙中山的新三大政策,坚持和共产党真诚团结合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从而顺应历史前进潮流,走社会发展必由之路。他一生的理想信念、奋斗历程、人生价值,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发展大方向的。他比较好地承担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有作为有声望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而被载入史册。

斗士景梅九,是勇于担当知行合一、不屈不挠无所畏惧的革命勇士。

景梅九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被赞誉为“穿长袍的战士”。他不尚空谈,不做空头学问家,而是勇于实践,脚踏实地,不怕牺牲,付诸行动。他是卓有建树的社会活动家,满腔热忱不遗余力的实干家。他青少年时就赋诗:“他年觅汝骨何处?也在霹雳炮火中!”日本留学期间,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他发展组织,创办报刊,发动学潮,与保皇势力展开斗争。他为孙中山演讲担任现场翻译,参与制定同盟会“南响北应”起义方略。他被推举为山西留学生同乡会会长,担任同盟会山西分会评议部长,组织发动和领导山西留学生争矿权斗争。他在自己寓所帮助支持陕西革命青年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并商定晋秦联合起义计划,与秦、豫、陇三省同志商议四省联合革命,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他在山西发展同盟会员,建立秘密活动基地,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在家乡运城,深入城乡召开演讲会,创办“回澜公司”,发售革命报刊,联络革命同志,策划发动河东起义。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在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各地广泛联络同志,深入新军联合哥老会民间会党,开展兵运发展武装。

景梅九还在北京、太原、西安等地创办报刊,营造革命舆论。山西辛亥起义后,景梅九应邀立即从北京返回太原,出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长,参加军政府筹划决策。他临危受命赴娘子关参战,参与实施燕晋联军直捣北京革命计划。得悉燕军头领吴禄贞遇刺,他不畏艰险亲赴石家庄,大智大勇参加危机四伏的“鸿门宴”,果断处置袁世凯主谋的暗杀破坏事件,成功撤回山西义军,带回吴部一批革命同志和大量枪械弹药,壮大了山西义军实力。景梅九率部分革命军从太原南下,攻绛州,战平阳,与前来支援的秦军会合,光复河东,在运城建立河东晋军政分府,河东辛亥革命达到鼎盛时期。民国成立,景梅九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出任山西稽勋局局长。

袁世凯称帝,景梅九在山西、陕西各地联络同志,组建讨袁护国军,亲拟讨袁檄文等文告,领导发动讨袁护国斗争,被袁世凯扣捕押送北京陆军监狱。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身亡后,景梅九获释。他奋不顾身,又追随孙中山担任护法军政府参议,在陕西参加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杨虎城等领导组织的靖国军,投身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巩固壮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他和冯玉祥等谋划策动挫败张勋复辟,抵制反对曹锟贿选。后他和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西峰、续范亭、姚以价、温寿泉、何遂等同志联合,参加组建国民军活动,他出任国民联军第六军军长,并被孙中山委任为征蒙大将军。他在直奉战争中,发动“首都革命”,推翻曹锟贿选政府,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政推进革命大业。这是景梅九和战友们民主革命史上的辉煌一页。

抗战时期,景梅九支持战友、学生杨虎城与张学良组织发动西安事变。在西安家中会晤周恩来,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再度合作抗日的正确主张。他筹组西安市国民党临时党部,宣传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初到延安,急需各方面的书报文献。景梅九在西安帮助选购图书资料,用几辆大车送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称赞。他在西安还曾会见朱德、彭德怀、贺龙、郭沫若等,当场为朱德、彭德怀赋写“二德”诗,并在他主办的《国风日报》发表。他还推介进步青年去延安,与毛泽东有书信交往。景梅九全力支持帮助河东抗日志士姚建新、侯为等人,在运城各地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姚建新牺牲后,景梅九在《国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赞扬其抗日爱国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景梅九举起反蒋抨阎旗帜,在他开办的报刊上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鞭挞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残害民众的罪恶事实。他奋勇大义,不断帮助支持王海清、安民等河东及各地革命者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活动。在报上配合声援山西青年学生,捉拿逃亡西安的蒋阎运城专署专员谢克俭上大街游行批斗,掩护王海清返回运城开展革命工作,等等。景梅九秘密帮助进步青年奔赴解放区,还曾介绍孙子景克宁和好友去延安,指引景克宁前往河东解放区采访考察,支持景克宁在南京、上海从事进步新闻工作,加入“民革”开展活动。景克宁在祖父教育影响下历经艰难曲折,晚年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另外,景梅九从事文化学术研究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突出实用性、战斗性,甚至直接为当下的社会政治斗争服务,使学术文化成果成为参与实践助推革命的斗争武器。例如,他的《红楼梦》研究的动因之一,就是为配合反清排满、抗日救亡。

总之,景梅九终生为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实现理想社会,经历了长时期的重大政治军事社会斗争的考验。他是先进思想的践行者,革命信仰的奋斗者,时代使命的承担者。他上马杀贼,下马赋诗;拟写文书,倚马可得。入则参与决策运筹帷幄,出则率领兵马亲临前线,不离阵地,不辱使命。他自觉把个人理想命运与国家民族发展前途结合在一起。从思想理论到实际斗争,从理想信念到举止言行,他始终坚持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把握住了历史前进的大趋势,充盈着强烈的家国情怀、浓郁的人文精神。他是爱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彰显了中华民族忠勇大义、爱国奉献、使命担当、不懈奋斗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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