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金庸在一起的日子
《博览群书》2019年1期 2019-03-12 15:08:48



2018年10月30日下午,金庸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我悲痛不已,因为我是金庸先生的读者,更与金庸先生有过几面之缘。

金庸的一生,跨越两个世纪,往来于海峡两岸,穿梭于笔墨与历史现实的风云激荡间,他办报纸,写评论,拍电影,写小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晚年参与香港回归立法,舌战群儒,受聘于大学,传道授业……无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淑世精神、家国情怀。

如今,我回忆起1999年秋天我与他相处的那些日子,似更令人梦萦魂牵,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说,真犹如电影一幕幕映现于我的心底。

乍见先生,中等身材,胖瘦适度,面色白嫩红润,精神矍铄,戴一副宽边眼镜——全然是一副儒雅书生风度。我打趣地对他说:“查先生,人家称你为侠圣,可哪有一丝侠士之气?”他听我这失礼的问话,反而开怀说:“哪有侠气,我是一介文人书生啊!”

那日中午用餐,我们大家谈的话题广泛而轻松。比如他讲了康熙年间因一部《明书辑略》之书,而酝造了一大冤案,而其先祖查继祖也被卷入,还有海宁姓范的一家族也被卷入进去。他又说:“我的《鹿鼎记》一开首就写到了南浔,但在写此书时,我却从未曾到过这里,这次我抽在浙大任教之余,特地来为此寻根。”

的确,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他自己最喜欢最得意之作是《鹿鼎记》。《鹿鼎记》同时也作为金庸的封笔之作,是对其个人武侠小说的一个完美总结。《鹿鼎记》创作于1969年到1972年,与金庸以往的武侠小说风格大大不同。其一反传统武侠小说以武功为主以英雄为主的格局, 主角是一个武功低微的市井混混,无真才实学,因精于人事关系而一路飞黄腾达。小说以主人公韦小宝的视角为叙事视角,借韦小宝的种种奇险经历折射世间百态。

金庸在《鹿鼎记》的后记中说道:“《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鹿鼎记》将江湖武侠故事纳入历史发展的框架中,将武侠小说历史化, 将历史传奇化。《鹿鼎记》中的历史是已经传奇化了的历史,在野史与正史的穿插交错中建构文本的时间节点,形成故事情节的发展,模糊了历史的界线。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去理解文本,即金庸对历史的看法。

而在我们聊天之后,我就陪他与夫人去寻根。翻阅《鹿鼎秘》第一页,一开头便如此描绘: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

这就是1663年(康熙二年)庄廷龙史案当年由罢出的归安知县吴之荣所发动。仅此一案便有数百人充军、入囚、横死刀下,一如金庸《鹿鼎记》开头所写场景。金庸虽写下了这部书,但从《鹿鼎记》出版后几十年间,却从未去过那使他产生灵感之源的地方。

那日下午,我们一行,就陪金庸和夫人便开始“寻根”活动。我们边走,他喃喃自语起《鹿鼎记》中写到的内容:

湖州府有一南浔镇,虽是一个镇,却比寻常州县还大,镇上富户极多,著名的富室大族中有一家姓庄。其时庄家的富户叫庄允城,生有数子,长子名叫廷陇,自幼爱好诗书,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结交。到得顺治年间,庄廷陇因读书过勤,忽然眼盲,寻遍名医,无法治愈,自是郁郁不欢……

这说明金庸在写这部他封笔之作时,清代康熙时发生的《庄氏史案》的历史、地理、人物等早了然于胸中了。

那天下午气候还热,金庸一边喝矿泉水,润润喉后,又慢慢踱步至古镇北栅,不感疲劳,还对我说“要看看当年的‘栅庄桥”(又说“杀庄桥”)。这里正是当年《庄氏史案》的发生地,也便是金庸《鹿鼎记》开首写到的充军、入囚、横死刀下之地。

金庸沿北栅小河,踏百间楼青石板路,站立在300多年前的桥上,凭栏远眺,水光一色,此时他一变儒雅书生,那刻的神态,眼睛,手势,似乎成了一位侠客,成了《笑傲江湖》中的主人公令狐冲——非儒、非道、非佛乃至非侠。我只见金庸取下了眼镜,双颊似有点动,眼中也湿润起来,在那小桥上呆呆地立着,令我们一行愕然、萧索,无人开口说话。这一刻,所有人似沉浸在几百年前的历史中。

突然,金庸快步走过桥去转了湾往百间楼下走去,又开始慢慢言语并对我说:

南浔“庄氏史案”发生时,我先祖查继佐(字伊璜)也卷入此案,海宁还有一位叫范骧(字文白),也同时卷入。后因逢康熙初年两广提督吴六奇救免。这已经是300多年前的历史旧事了。我写《鹿鼎记》距今三十多年,我是查家后代,我总梦寐以求要来勘踏“庄氏史案”的发生地。这文字狱死了一百多人呢。

金庸那年已是76岁,为使他不再沉侵在那300多年前发生的那铭心的悲情中,同行人提议去小莲庄“小姐楼”(东升阁)聊天喝茶。当他观看完了那九龙金扁,坐上九龙下的大长座,咔嚓一声,我为金庸先生终留下既庄重又珍贵的一影。

当我们拍完照时,我看到是金庸一脸严肃的神情。可能他又在想他那部封笔之《鹿鼎记》了。有人论述,“在金庸小说浪漫主义的华彩外衣之下,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随处可见。从《书剑恩仇录》到《笑傲江湖》,金庸对礼教的虚伪、人性的丑恶、封建现实的不堪,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鞭挞。而《鹿鼎记》对现实的观照,更是一大重要特点。”“写作《鹿鼎记》时,便有意融入他的政治取向和现实关怀,加重了批判力度。”

我至今难于判断,他在清末宣统钦书的《承先睦族》,那庞大的金龙匾额前坐定的一影,是带着什么心情,是怀念他祖上多代进士及第、在清皇面前走动的荣光,还是另一番愁绪,使他心底波澜叠起……

也许,他在宣统帝元年钦旨的《承先睦族》匾额前,另有一种沉思,些许勾引起金庸一段查氏家族的“名门家世”的历史长河之感。这也是历史与现实复杂的两面,是矛盾正反的悖论。

其实,清代海宁的大名人中,最著名的恰是海宁查家。其中佼佼者,当然是清代大诗人查慎行及弟查嗣庭。查慎行算得上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游道场山》。那些诗韵至今还在大家心中涌动:

菰城浸薮泽,白塔双云表。

浮气荡一州,湖波白渺渺。

我来久徘徊,爱此呤风筿。

春深花淡淡,日暮云袅袅。

次日清晨,金庸夫妇在湖州元代书画大家赵孟曾居住过的别业——莲花庄公园一游。秋日的莲花庄,绿树掩映,空气新鲜,格外幽静。金庸与夫人同坐在荷花池畔赏花,他们时而平眺别业景色,时而双双谈笑打趣,对公园中的那座“管楼”(即赵孟和管仲姬居住处)情有独钟,犹如夫妻双双把家还,金庸挽着她夫人的手,低吟着:“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呀……”大侠的浪漫情趣,逗得我们众多旁人大笑起来。

如今,这一切谈笑,将成为一段历史一段缘份,金庸已离开了我們,回忆起那段18年前,正是这么个秋天,我与他一起谈文论史之情景,其人其谊,弥足珍贵。

(作者系民间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