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开放40年】那些走过的“税”月
萍乡日报全媒体 彭海涛 2018-10-15 09:59:41


24年,在岁月长河中,也许只是白驹过隙,微不足道的瞬间。但对我这个头顶国微、为国聚财的税务人来说,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那年税务机构分设,地税招干,我以表现不俗的成绩被录用到地税部门。上岗培训之后,我分配至一个偏僻的山区小所,同去的还有胡刚,当时刚从税校毕业。胡刚和我一样怀揣着一颗年轻而火热的心,简陋的办公设施和闭塞的交通条件并没有阻挡住我们如风般扬起的青春脚步。


那些年,税务人是这样下乡的:80年代,行路难,二八型自行车就是下乡最高级的交通工具。但再崎岖的山路也影响不了税务人的工作热情。   


所里总共才5个人,我和胡刚是专管员。上班第一天碰巧就是镇上的赶墟日,所长让我和胡刚去征屠宰税。当来到一位正卖肉的屠户案前时,我开出一份屠宰税票,客气地要他缴税。但屠户充耳不闻自顾自地做他的买卖,根本没理我,气氛顿时僵住,我提高了声音:“老乡,请你交税!”屠户这才抬起头,轻蔑地眯着眼睛说:“你俩娃是新来的吧,我朱大肚在这卖肉啥时交过税?也不打听打听,走一边去!”胡刚沉不住气,冲上去就要夺他的秤,我一把拉住。“想跟我动粗?呸!”屠户吐掉烟头,屠刀在阳光下划过一道刺眼的弧线落在肉案上。


那些年,税务人是这样着装的:藏蓝色的涤卡布,红布包边的软肩章,带着国徽的大沿帽...这就是1984年的第一套税务制服,简约而不简单。图中身着它的税务人,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当时,税务局可是除解放军、公安、铁路外,第四个发放制服的单位。


不知什么时候,身边已经围满了人群,还叽叽喳喳地为屠户鸣不平。

“收税收税,简直是收刮民脂民膏。”

“人模人样的,不就这身皮嘛,抖啥威风。”

“我们做买卖赚的血汗钱,全喂了他们的口袋。”

我的心仿佛被刺了一下,一种不被人理解的悲哀涌上心头。我涨红了脸,愤怒地对视着人群,我和胡刚就这么在屠户“朱大肚”的肉案边站了近一个小时,但最终还是没有收到税款。回到所里,跟老所长一说,所长拍了拍我俩的肩,什么也没说。


现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让纳税人足不出户就能获得相关政策,扫一扫二维码就能掌握第一手的税务资讯,办税也更便捷了。


在这之后的两个月里,我和胡刚越来越感觉到基层收税的那份艰难,在这个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工业企业,也谈不上有经济基础,纳税意识普遍较差的山区,纳税人几乎都能想出一套狡黠的招数来逃避纳税,而且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或者当面就给白眼,胡刚的神色一天比一天黯然。由于总不能按时完成税收任务,加上工资收入又不高,环境不顺意,我也感觉一天比一天烦躁和紧张。终于,有一天,胡刚对我说他不想在这干了,他准备去深圳他表哥开的公司里做会计。胡刚临走前,将蔚蓝色的税务制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头,就像从来不曾动过。

胡刚走后,我依然坚守在所里,为了当初心中的梦想,我几乎把全身心全放在工作上了。烈日当头的酷夏,我骑上一辆旧摩托车来回20多里只为了收上12元的屠宰税;为了能使税款按时入库,我冒雨而行差点被山洪卷走;因为半路“出道”,业务不熟,只有在别人的休息时间里,自学钻研业务知识,我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人们宣传有关税收法规、政策,讲解依法治税的意义和内容;乡亲们谁有个难处什么的,我真诚地给予他们我所能够的帮忙和支持。那些年,我一年只回家三四趟,不是我不想家,而是因为我的心已经连在这片土地上了。一天天下来,我再也不觉得枯燥和苦闷了,因为每天总有许多事情等待着我去做。


那些年,税务人是这样为纳税人服务的:90年代初期,在集中收税、税务办公信息化的背景下,办税服务大厅应运而生。那时的电脑屏幕还是CRT的,处理器还是486的,座椅还是藤子编的,税务干部和纳税人间还是隔着玻璃的。


偶尔胡刚会写信来,说他的轻闲、高薪和潇洒的生活,也问起我的近况,因为忙更因为一层说不清的原因,我很少回信,我只希望胡刚有空能回来看看,胡刚可能不知道,经过我和同事们这些年的努力,原先的情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先的“所”叫“分局”了,分局已经建起了美观便民的办税服务厅,还购买了电脑等现代办公设备;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观念明显增强,过去在小山村几乎不存在的“自觉申报纳税”已成为小山村个体户们的日常行为,部分纳税人还更“前卫”,足不出户就能把涉税事宜搞定,辖区有一家水泥厂被评为省级“诚信纳税企业”,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分局连续五年被评为县局先进单位,还获得市级“文明单位”和省级“青年文明号”光荣称号。


2月12日,在海口市地税局,税务工作人员热情地为纳税人服务。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