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和戏曲永远一同跳动”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怡梦 2019-02-15 10:39:06


“他从事了一辈子戏曲研究工作,只做了两件事,讲戏曲好,今天讲、明天讲、后天还讲,说戏曲不会亡,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要说。 ”有人这样总结戏曲理论家郭汉城的贡献。 《郭汉城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戏曲理论界在近日举办的艺海问道文化论坛上,回顾了郭汉城的学术成果,回忆了郭汉城研究、教学中的学术风范。

郭汉城早在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文艺工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他同已故戏曲理论家张庚一直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 《中国戏曲通论》 ,是中国戏曲史论研究的奠基之作。两人并称中国戏曲界的“两棵大树” 。

“1963年,中国戏曲研究院首次招收了三名戏曲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当时的专业方向是戏曲理论和戏曲剧目,导师是张庚先生和郭汉城先生。 ” 《中国京剧》原主编吴乾浩回忆,“张庚先生对我们说,你们今天踏进了戏曲研究的大门,这里不是象牙塔,是鲜活的学问,实践是戏曲研究最重要的品格,每个人最后或许只能完成非常小的一部分,但在这方面努力是值得的。郭汉城先生对我们说,戏曲艺术凝聚了上千年的文化积淀,是无数先辈智慧创造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这样一门学问的道路上你们想一辈子走下去的话,必须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树立景仰、爱护之情,如果对这门学问没有这样的感情,是无法坚持一辈子的。 ”吴乾浩说,后来数十年社会风云变幻,戏曲艺术和戏曲理论事业几经坎坷,张庚和郭汉城两位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贡献着精力和才华,身教重于言教,他认为,支撑他们的就是对戏曲的无限忠诚和钟爱之情。

郭汉城以哲学和历史作为戏曲理论研究的文化基础,把作家、作品置于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考察、分析。在历史、当下、未来的纵向发展中寻找戏曲演变的规律性,在戏曲艺术本体与戏曲艺术现象的联系中寻找戏曲的本质特征。

据吴乾浩回忆,郭老走了很多地方,和各剧种、各剧团,很基层的剧团的从业者交朋友,他给人的印象和蔼可亲,朋友遍天下。但是当对戏曲艺术产生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会挺身而出,亮出自己的观点,因此和不少友人产生过争鸣,他爱友谊,更爱真理。“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郭老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去接触戏曲,要跟广大观众一起欣赏,看的时候要进行对比,要去感受、去发现。他要我们大量看戏,那三年里我们每年至少看200场戏,几乎隔天就在剧场里,在这样大量看戏的过程中学习。郭老提出戏曲理论研究者的人肚子里至少要有上千出戏,越多越好,他对我们说,有了那么多戏,你提出的意见就会更实际、更可行。现在有的戏剧理论研究者不爱看戏,觉得看戏是浪费时间,这和郭老提出的戏曲研究方法是相悖的。 ”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向郭汉城先生请教,为什么研究戏曲必须先做调查,他说中国戏曲在久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有机的艺术体系,它包含了300多个剧种和数以万计的剧目,都带有着时代和地域的特点,如果不掌握地方和剧种的历史、现实情况,研究实际上等于一句空话,所以说认真深入的调查是戏曲研究的一种科学的精神。 ”戏曲史研究者张林雨说。

吴乾浩也回忆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说戏曲要消亡了,唱衰戏曲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提出到各地的戏曲基层单位进行田野调查,马上得到郭老的支持,他当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戏曲研究所所长,尽其所能地给我配备了助手,两三年中我走了全国十几个省、 100多个团,发现不同的剧种,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要因地、因剧种作出决策。这次田野调查如果不是郭老、张庚老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

曾和郭汉城共同改编昆曲《琵琶记》的戏剧评论家谭志湘回忆,改编《琵琶记》之前,“郭老向我提出,要站在理论的高度上认识戏曲精品,他还告诉我,不要把《琵琶记》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要放在中国戏曲经典剧目的序列中,然后你会有新的感悟。 ”谭志湘说:“我按郭老的教诲去研究《西厢记》 《牡丹亭》 《长生殿》 《桃花扇》这样的古典名著,《琵琶记》的特色就凸显出来。我感觉到我们不是为了改编而改编,而是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它的多意性。在改编过程中,郭老还提出向地方戏学习,我们学习了湘剧,在此基础上又向前发展。后来这个戏在地方上演出,观众特别欢迎。 ”

郭汉城把戏曲理论研究纳入学术规范,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改变了研究手段单一的局限,克服了漫评杂谈式的主观性、随意性,使戏曲理论研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哲学的思辨性。他坚持在美学范畴评价戏曲创作,强调戏曲要给观众以美感享受。强调戏曲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戏曲的活力来自人民群众。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原所长王安奎认为,郭老和张庚老一生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的努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戏曲人民性的论述。“人民性这个词最早是苏联理论家提出来的,郭老和张庚老将它和中国戏曲的实际结合起来论述,提出中国戏曲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社会环境下对戏曲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否定戏曲艺术、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和声音曾不断出现,郭老始终站在捍卫民族文化的最前线,结合具体作品不断对戏曲的人民性作出新论述。 ”

据王安奎回忆,中国戏曲美学研究起步较晚,像悲剧、喜剧作为戏剧美学中非常重要的范畴,中国古代没有这个概念,王国维最早把西方的悲剧、喜剧的概念引入中国,但没有和戏曲结合起来研究。西方有重悲剧、轻喜剧的传统,认为悲剧更有价值,王国维以这个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戏曲,对《赵氏孤儿》的评价很高,但对后来的明清传奇评价比较低。“一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依然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悲剧,或认为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作品算不上悲剧,因为主人公不那么崇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老在对民间小戏的评论中提出,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中国戏曲的价值,还特别提出了‘悲喜剧’的概念,他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就把像《牡丹亭》这样的作品纳入悲喜剧的范畴,结合中国戏曲的具体实践,重新认定了中国戏曲的美学价值。 ”

103岁的郭汉城老人清瘦、矍铄,听人说话喜欢侧着头,把手放在耳朵边,他给晚辈赠书,不仅签上名字,还要写上一两句知心话,手书简洁、有力。

吴乾浩说:“郭老90岁以后,身体状况有时不允许他像从前那样外出,但是他的心仍然跟各剧种、各剧团的从业者相通,他也在努力弥补不能经常和他们接触的缺憾。我们每年到郭老家去探望他,为了能让他充分休息,本来谈了一个小时就准备走了,但是郭老不让我们走,每一次都说,你们多说一说,你们跟各方面还有很多联系,也参加了很多活动,多说一说你们看了哪些好戏。90岁以后,郭老一直还在写作,他思维敏捷,完全能够跟上时代发展,他现在依然口述写作不断。他的心和戏曲永远是一同跳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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