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即江湖。只是少了些刀光剑影，多了些技艺展示。要在江湖上立足，就得守江湖规矩，但更重要的是能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就像习武之人要有自己的特长，无论耍枪、仗剑，还是抡锤，都要有自己的招式。为文者，无论诗歌、散文，还是小说，也要有自己的专长，形成自己的风格，突显个性，增强辨识度。捂起名字看作品，也能认得出自何人之手，那你就算出师成家了。

　　文艺浪潮漫过滇东腹地，必然激起朵朵美丽的浪花。大潮退去，也会留下串串晶莹的彩贝。让我们一起来捡拾、鉴赏、把玩这些宝贝吧。

　　在老几辈艺术家的全力打拼下，以《珠江源》为载体培育起来的一批滇东作家作品曾经盛极一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一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初的诗人群体曾引起文坛高度关注。“曲靖作家群”呼之欲出。

　　就拿近期来说，唐似亮的报告文学《大道健行》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何贵同、叶浅韵等新秀的作品频频在国家级小说、散文权威期刊上亮相。曲靖作家在散文、诗歌创作中又取得一些新成果。苏轼健、赵鸿翔、叶浅韵的散文分别荣获2012年、2013年“滇东文学奖”（散文创作奖）这是明证。2016年度“滇东文学奖”揭晓，曲靖作家何晓坤的《多年以后（组诗）》（《诗刊》2013年8月号）、尹坚的《生命中的那些感伤》（《边疆文学》2015年第2期）、杨斌的《滇东高原（组诗）》（《民族文学》2015年第6期）获此殊荣。

　　曲靖知名作家唐似亮、段平、艾泥、窦红宇、张永刚、蒋吉成、杨卓成、何晓坤、敖惠琼、赵鸿翔、林茂、杨艳琼、叶浅韵、何贵同、敖成林、朱华胜、周云、李学标、官玉华、蔡焱、尹坚、井岗等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态势，不断推出新作。

曲靖诗歌：在困境中崛起

　　诗歌向来被尊为文学中的王者，在文学中居于圣殿的高处。

　　几千年来，中国诗歌一路发展，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诗坛涌现了一大批名家。《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在万紫千红的诗苑中，开得最为鲜艳。吟唱这些诗作，令人赏心悦目，饱尝艺术和精神上的享受。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等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曲靖，在明清时期也有部分古体诗作传世，如《临漪楼诗稿》（胡洁）、《烟坪诗集》（陆天麟）、《登双峰诗稿》（李本智）、《梦草轩诗钞》（赵棠）、《古味诗钞》（戴泽溥）、《小山诗集》（赵桂）、《听秋书屋诗钞》（喻怀仁）等。热心于文艺作品收集整理的高兴文先生在《曲靖历代诗文选注》中作过初步的爬疏汇总。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纪元。在那个盛产诗歌的火热年代，主义泛滥，流派纷呈，飘落的秋叶随时都有可能砸到一个诗人。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歌，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它的青春品格和启蒙趋向鲜明亮丽。众多诗人充满道义的思想和新锐的语言化作缤纷意象，把一个民族长久压抑着的情志与心灵渴求强烈地释放出来。宽松的时代背景，为具有才气和个性的写作，为崇高理想与浪漫激情提供了一片无比辽阔的天空。到了上世纪90年代，诗歌创作陷进一个新误区，表现为诗人对价值的自我放弃、对心灵的自我赦免、对命运的自我放逐。直到21世纪，诗歌精神才得以再次回归本源，重构新的价值向度。地处祖国边陲的曲靖，诗歌爱好者们也跃跃欲试。显然，爱诗读诗者众，能写出上乘之作者寥寥。有人说，滇东曲靖是文学的莽林地带，尚无人深入其境。偶有所得，也仅是游离于林外的涓流小景。其实不然！

　　滇东，盛产红土和荞籽，也盛产诗人和山歌。《祭山调》、《山歌九章》等，收录了大量乡村野调。不用说，一条珠江，把出水口刺入马雄山的深处，让诗人们淌出了太多的思想。纵横驰骋的大山，赋予诗人们坚毅的品格和狂放的视野。一个深刻诗人所作的诗，无法脱离他生存的环境，他脚下坚实的土地支撑起其创作的基点。曲靖当代文学的起始阶段，首先是在诗歌领域打开局面的。今天成绩突出的作家，绝大多数是从诗歌和散文的创作起步。曲靖诗歌作品第一次走向全国，当推黎云的诗，并经《中国文学》以多种文字译介。但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曲靖诗坛较为沉寂。直至新一代诗歌作者逐渐成熟，曲靖诗坛才呈现出欣喜局面。曲靖诗坛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以及本世纪初呈现出两个创作高峰期，值得特别关注。

　　滇东雄奇险峻的群峰，澎湃跌宕的珠江之水，厚实凝重的红土地，不仅滋润出了一个充满活力而睿智的写作群体，而且积淀了滇东文化丰厚的底蕴，造就了滇东文化的多样性。滇东曲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富集的所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大群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开始了关于滇东文学的积极思考和探索。应该说，曲靖诗坛进入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创作，起始于1985年。它的主要标志是麒麟文学社的产生。在此之前，曲靖诗歌创作是零碎的、脆弱的、没有系统的。麒麟文学社的功绩就在于它使曲靖诗坛初步形成了一个整体概貌，使曲靖诗歌初步走上探索性轨迹，以群体力量在这块尚未开垦的土地上塑造了新的诗歌形象。而领军者就是高文翔、张永刚等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滇东高原上，他们开诗歌创作风气之先，是他们首先把诗歌的视角从那些浅层的、单薄的、破碎的、零散的意象里拉回到这块丰厚而神秘的土地中；是他们首先把诗歌的触角深入到蕴藏在这块土地上的庞繁的文化结构中。他们用激情点燃了高原地域诗创作的引线，放声歌赞高原地貌和鼓吹高原文化。这可以在张永刚的《乌蒙之巅》、《流云之潮》、《倾斜的南高原》（组诗），高文翔的《滇东：高原变奏》、《高原男性》、《煤黑子》等篇什中得到证实。他们的诗很好地秉承了想象这个高尚禀赋，以心灵去融会高原，让诗歌在自然流动的节奏中呈现心态高原的人格个性。而这种想象和融会，又在感官与思想、直觉与理性之间找到了自己恰当的位置。尽管我们尚未从这些诗中发现或迎来一种崭新的时代，或者说我们尚未等来独具曲靖个性的高原诗歌。但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无疑是曲靖诗坛的功臣。他们一方面尽力点燃隐藏于心灵深处的诗情，另一方面又如痴如醉地沉溺于孤独心灵窘迫的诗歌潜流中。这两种互为因果的走向构成了滇东高原地域诗歌原初的基本骨骼。诗作中充盈着地域性书写的迷恋和执着。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曲靖地区诗歌协会保持着活跃的创作与交流活动，为曲靖文艺繁荣推波助澜。

　　从1985年开始，高文翔、张永刚、杨志刚、何晓坤、唐宝友、李昆、倪涛、尹坚、宋德丽、李倩等相继在《星星》诗刊、《诗歌报》、《诗选刊》、《诗刊》、《人民文学》、《诗人》、《诗林》、《飞天》、《绿风诗刊》、《大西南文学》、《滇池》等刊物上发表了若干诗作，曲靖诗歌的黄金时代便告来临。1991年，由《珠江源》编辑部发起，举办“珠江源杯”全国诗歌大赛，虽然由于条件限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推出了汇集全国诗作者作品的专集《云之南》。而曲靖作家的第一本诗集是1992年8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多人合集《阳光下的高原》，收集了曲靖50多位作者的作品，并由《诗刊》社副主编朱先树先生作序。该书出版的前一年即1991年，《诗刊》社在曲靖举办了有曲靖、昭通两地作者参加的笔会，并推出了多位曲靖作者的诗作，曲靖诗歌创作的实力才第一次向外展示，才有了第一次集体检阅。应该说，这是曲靖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诗人们已不满足于多人合集，于是，“珠江源诗丛”第一辑便在1993年相继问世。《碧水青山》（朱发虞）、《永远的天空》（高文翔）、《永远的朋友》（张永刚）、《五月雨》（唐宝友）、《季节河》（尹坚）、《暗恋》（李倩）等诗集的推出，构成了曲靖诗坛的一道亮丽风景。同时，非诗丛形式的诗集也以各种方式相继出版。1997年10月，周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霞光闪烁的爱》；而回族诗人马开尧也在这一年推出他的第一本诗集《谷花雨》。诗歌之花呈现怒放状态。

　　新世纪以来，创作题材的广泛多样，思想意蕴的丰富深刻，风格手法的新颖活泼，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在写作多元多样化的今天，诗歌得到空前历炼并有了更厚实的根基。曲靖诗坛迎来了新的反思期。诗人们从对客观世界的颂扬转向了内心深处的反省。那种大起大落的情感剧变得以遏制，而显现出一种深沉、平稳、含蓄的风格，浑厚的哲学底蕴和潜伏其中的感情激流使诗作散发出一种迷人的神秘气息。这在《岁月留痕》（张永刚）、《旧县诗稿》（艾泥）、《灯花盛开》（何晓坤）等诗集中尤为明显。当然，《生命谎言》（杨艳琼）、《花朵上的诗行》（尹坚）、《月光一片》组诗（钱玉录）、《太阳的滋味》(顾树凡)、《红土彩云》(雷东云)、《阳光下的乌蒙》（陈冬兴、陈梅）、《丽江在左，陆良在右》（马升红）等诗歌承继了早期诗歌的特质，保持着青春亮丽的风格。《冬日山行》（潭影）诗歌收入《中国当代诗库》，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余先锋的《安魂曲》在2008年新浪网举办的“祝福中国”诗歌大赛中荣获大奖，轻松驾回小轿车一辆。诗集《因为有梦》《风景》（张雪），被曲靖市文联授予2002－2003年度图书奖。

　　诗歌永远不老，现在曲靖作家群中，人数最多的还是诗歌作者，并呈现出群峰竞秀之势。“滇东文学”的艺术氛围使诗人们获得了不竭的动力。下面重点介绍曲靖有代表性的部分诗人诗作。

　　在曲靖，高文翔是最先提出地域文学观念并付诸实践的诗人。在他的诗作中，充分彰显和颂扬一种原初的自然伟力，挖掘和打造种种潜藏滇东高原沉睡事物中萌动和新生。从《永远的天空》诗集中的地域诗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知和把握滇东高原诗意生长的完整过程。而在《红冠》中，更多的是抒写人在现实中的异化，苦闷、彷徨、惊恐、荒诞，看到真相之后的失望，以及为此而寻找出路的挣扎，灵魂凄厉的悲号，张扬的上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当然，诗人面对爱和美也会显出种种局促和不安，这在《红与白》中表露无遗。到上世纪90年代，以高文翔诗歌为代表的滇东诗作，以一种全新成熟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个诗歌狂欢的时代。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选择离开。无疑，高文翔辞别曲靖南下广州，使曲靖诗歌的核心力量有所削弱。2009年8月，有诗集《木马与风景》出版。这本集子是作者在停笔12年后重拾诗笔回归诗歌的结果。这是经历了变化之后的写作，它改变了诗人的写作风格，但却保持着某种精神的连续性。他将历史与现实、近与远、善与恶等等肢解为碎片进行阐释。远行的高文翔并未走出诗歌的版图，在广州，在都市的世俗层面，他找到了抵达诗意深处的路径，使他的诗歌文化内涵得以深层开掘。在2016年《珠江源》上刊出的一组高文翔的诗歌，诗风回归质朴、本真。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来思考人生，他的作品拒绝浮滑、媚俗与哗众取宠，对身边的一切保持独立而深邃的思考，充满哲理和惮意。他“独自索居”在自己的简单生活中打发“余年余月”，感受到身体的零件在一天天松动，“骨刺”“秃顶”等机体退化，让他感到生命的脆弱。他几乎用日常白话的方式来构筑自己的诗语，他是在尝试以现代新诗的形式真实地呈现个人梦境和生命意义。

　　张永刚扎根教坛，把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融合在一起，诗意地呈现我们所栖居的家园。张永刚早期创作的高原诗里，排列着苍茫的大山，流动着野性的河流，几乎所有入诗的高原生物都被外加了灵性或象征意味，在情感的宣泄中流露出粗糙的硬度。诗集《永远的朋友》中，高原意象闪烁起伏，应接不暇，野性和叛逆的高原精神隐藏在红土高原深处。循着诗作野性的步伐探寻其原初动力，由崇高开始，交织着对高原的把握与把握不了的痛苦、反叛与反叛不了的不安，这是张永刚高原诗里体现出来的超然形象，澎湃的诗情是折磨着诗人的那个精灵。诗歌具有思辨的张力，沉静自如地沿着诗意的指引走向语言和自我心灵深处。他在温柔的时光里诗意地栖居在心灵的家园中，脚步不离原野，目光扫过树木花草，思想逡巡在牛群马匹间。世纪交替，人到中年。自从担任中文系主任乃至校长助理、副校长后，他教书育人和教学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但他一直坚守着对诗歌的崇高追求与浪漫激情，写诗成了无法控制的行为。岁月如歌，诗人将绽放的春花、飘落的秋叶收入锦囊，经年累月积成厚实的一叠，按着色彩和质地分捡，插上标签，遂成诗集《岁月深处》，为诗歌爱好者奉上精神盛宴。 他把诗歌作为一种源自内心的热爱，用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于是他的笔触变得更为凝练，并融入现代元素，使诗歌情趣盎然。他早期的诗由于过分突出地域性而将自我置于诗性之上，以一种高尚的使命感催化自己的思想，写出来的诗作粗犷而野性。经历了岁月的打磨，诗人获得了心灵与情感的平和宁静，并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栖居的土地、山川与河流。他的诗日趋恬淡、洒脱。诗集《飘动的云》注重心灵的感悟和律动，力求将生活融入内心，以构建诗意的生存方式。《盛开的时光》从正午“在手中展开”，“小巷”深处的风景与“远方”夏日的飞鸟点缀着诗人的生活，随着季节变换、风雨浸润，平静的日子泛起了闪光的亮点。随着时光推移，狂放的思想和不羁的心灵渐渐平复下来，从而更加关注内心的体验，写作也更为平实简易，创作率性而为，自然洒脱，把个体融入生活，作品也就更恬淡通灵，富有哲理意味了。

　　何晓坤诗歌具有多重审美视角，他的生活家园诗、生命体验诗、爱情诗、哲理诗给曲靖诗坛增添了深沉而浓厚的一笔。何晓坤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并很快融入到当时的滇东文学群体中，成为当时曲靖诗坛一颗闪亮的新星。何晓坤早期的诗歌创作以故乡罗平和滇东高原为地缘背景的风俗民情和自然风物的描绘与表现为重点，散发着油菜花的清香。1990年3月，何晓坤创作了自己前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大鸟》，这首诗是当时的诗人呼唤和倾慕英雄精神、向往英雄风范的写照。这首诗后来获得了在当时影响广泛的“1992首届珠江源杯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至90年代的中期，是何晓坤诗歌创作的丰收期。1996年6月，何晓坤创作了长诗《颂辞》，全诗采用整体象征的手法，将一场有关国家民族命运及个人精神救赎的长途跋涉纵横捭阖、气势恢宏地展现出来，情感复杂丰富，波澜起伏，意象新奇怪异，纷繁逼真，是诗人何晓坤前期诗作中最重要的一首诗作，在精神上、思想上、艺术上均代表了何晓坤前期诗歌所达到的高度。这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后何晓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2002年12月，何晓坤出版了诗集《蚂蚁的行踪》，这是诗人对自己前期创作的一个展示和总结。时间进入2010年，当很多人都以为何晓坤不会再涉足诗歌创作时，何晓坤却迎来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又一个爆发期，这以《灯花盛开》诗集的出版为标记。在诗歌创作领域辍笔十余年后，诗人何晓坤在2010年秋冬之际重新迎来了自己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春天。十余年间诗人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难能可贵的是世俗的真实生活并未将何晓坤的诗人秉性摧毁，生活中的何晓坤可能扮演过这样那样的角色，但一个不可更除的角色依旧是诗人，是依然要做诗歌的圣徒。在《灯花盛开》一诗中，诗人以宁静明澈、从容淡定的心境透出一种巨大的佛性的宗教灵光。对佛学禅宗的介入增强了其对佛事人事的谦卑敬畏，对人缘事缘的珍惜呵护，对自我行为的引导提升。在一组写罗平油菜花的诗作中，我们看到了比之前期诗作中的同类作品更为透彻深入的触摸和礼赞。一个日趋成熟的诗人，一批更为成熟更具穿透力的诗作，诗人何晓坤继续行走在那片长满油菜花的土地上，继续在那一块只属于他自己的充满诗意和禅意的空间尽情地舞蹈着。

　　艺术与生活若即若离。有人用“杨志刚在上班，艾泥在写诗”来描述艾泥的诗歌人生。1989年，他的玄学诗《八匹马》在诗坛叫响。另一首代表作《在乡下爱人的房间》，写出了田园诗的特质。2010年，《登马雄山赋》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新高度。他善于过滤，能够将日常生活那些有意味的东西像金沙一样淘出来，赋予诗意与华彩。普通场景，寻常人生，在他宽泛的诗语、包容的思想中得以展现，从而获得了美感与尊严。2011年出版的诗集《旧县诗稿》、《小生死》，无疑是他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成果。隐身十年后，他再次披挂上阵，宝刀未老。当年连获山西独立诗歌奖、第三届高黎贡文学节年度作家奖。2012年获云南省作协滇东文学奖。2013获《诗潮》年度诗歌奖。2016年获云南日报、云南省作协云南日报文学奖。

　　尹坚和杨艳琼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以花朵的馨香和温热的情绪感染着读者，努力把自己内心纯净的天空和略带哀怨的愁思表达出来。她们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诗意和感动，让读者随时感受得到那种熟悉的、纯粹的真诚。

　　尹坚属于传统的那一类诗人。她的诗歌创作营养主要来自于中国古典诗歌，多写自己生活中瞬间的感受。在早期的两部诗集《季节河》、《爱过的男孩》中，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得以真挚而优美地呈现。春、夏、秋、冬，小径、花园、风中，亲情、爱情、友情，在你眼前一一铺陈开来。在《爱过的男孩》所营造的氛围中，那种甜蜜中掺杂苦涩的感觉撩拔得诗人寝食难安。当然，尹坚也在尝试多种表达方式，在《花朵上的诗行》诗集中，不少诗作舍弃了直抒胸臆的倾诉形式，转而寻找一些颇具象征意义的物象来表达。但她并未去追求晦涩艰深、复杂零乱、玄妙莫测的意象，也没有刻意的精雕细琢。她所选用的物象依旧是清新明了的，语言也显得异常的冷静、平淡、朴实，从而显示了她诗歌创作绮丽典雅、玲珑别致的特征。2016年，尹坚推出她的第四本诗集《听说你在怀念我》，保持旺盛的创作态势。

　　读杨艳琼的诗，不能肢解其中的某一个章节，而是要整体地把握其意旨。在诗集《生命谎言》中，充满灵性的言语、超越时空的精神诉求，引领读者远离尘俗直达精神之域。诗人以《某种经历》摊开了诗集的第一页。“诗人撇开多年来新诗界的浮华，袒露了她的焦虑、叛逆、矛盾和青春的躁动，诗中的形象充满象征意义，怀疑伴随着隐秘的嫉妒和野心在诗行间展开。她用新鲜的词语亮出自己的声音，把女性神秘的发现和受困中的惊恐、孤独和无奈、无助的体验，以幻觉、梦想的形式呈现出来，彰显着她对人生和现实的态度。一草一木的荣枯、一丘一壑的起落都能引起她的心情变化。她喜欢臆想，写的诗飘渺、精致、奔放，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执着，营造出了一份独特的诗域风景。长诗《生命谎言》占全本诗集的3/5，她在诗中进行着一场精神的涅槃、思想的升华。《生命谎言》中诱人的“蜜糖”、“光线的精灵”、“刺猬样蜷缩的小金瓜”以及“阳光里的劳作”场景等等是诗人杨艳琼独特的诗歌语码，用它们编织诗歌的梦，语言清纯、诗风典雅、感情浓郁。

　　另一位产自曲靖的诗人倪涛，擅长于书斋式的散淡写作。他的诗歌有点类似于《论语》和《世说新语》的方式，对古人所达到的言说境界心向往之，但却拒绝把视野投向比典籍更为广阔的世界。他以现代汉诗的方式还原古代农业社会的意境。

　　最近两年，曲靖诗坛又涌现出一批新人，如张雪、清川、浦绍华、杨荟、严琼丽、李绿秀等，出手不凡。珠江源文学丛书中就有《石头开花》（浦绍华）、《在低处》（李永超）、《也许那只是一抹清风》（应美凤）3本诗集。

　　生活还在继续，诗歌还在继续，我们凝望未来，期盼着曲靖诗坛的精英们采撷更美的花朵，镌刻闪光的足印，一路排向远方。

曲靖小说：绽放的光荣与梦想

　　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十分注重故事性，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体裁。虽然叫“小”说，但“四大名著”等流传广泛的小说往往篇幅较长，不“小”反而“大”,而且庞杂。小说刚出道时“犹抱琵琶半遮面”，文人多数羞于承认自己是小说作者，登不上大雅之堂。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关于小说的起源，有人追溯到《庄子》那段著名的论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还有人将《左传》中的一些篇章认定为最早的文言小说。鲁迅先生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中写道：“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传说。”其实，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载有这些内容的先秦诸子和史传，均对小说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著作孕育了小说文体。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唐代传奇的出现，尤其是三大爱情传奇，标志着古典小说的正式形成。宋元两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话本小说，为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高峰期是在明清时代。

　　曲靖在小说创作方面与全国步调基本一致。直到明清时期，地处偏远边疆的陆良，有个诗文俱佳的才子汪延柏，根据民间广为流传的乡土故事整理后写成了章回体通俗小说《紫溪龙迹传》，当时虽未正式刊印成书，但在民间辗转传抄，深受读者欢迎。 在传抄中，有的读者深感意犹未尽，于是添词加句润色提点，或者填充诗文，历经三百多年增删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二三个抄本。《紫溪传》成书于明末清初，全名《紫溪龙迹传》，全书共8卷，25章回，约13万字。这本小说是“本地人写本地事”，书中故事情节离奇，俚语方言、掌故颇多，人物、山水又似有证源可考。受时代所限，书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大肆宣扬因果报应，但褒贬分明，抑扬有节。如今展书一读，也饶有趣味。但此书把历史、神话和传说杂揉起来，无非是“好事者的附会”罢了。另外，明朝付遇高的章回小说《藏海探珠》记述滇中山川变化，风情人物，也可一读。何慧青写的《外史》，记述了回民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曲靖的小说创作曾长期徘徊不前。直到1982年8月，短篇小说《要一朵玫瑰花的孩子》（张中彦）在《鸭绿江》上发表，曲靖的小说才开始走向全国。紧接着，《二年兵刘四娃》（段平）、《生命》（孙道雄）、《黑太阳》（孙俊）相继在《解放军文艺》、《青年作家》、《天津文学》上发表，一批有实力的中青年作者新作来断涌现。1986年，原曲靖地区举办了花山笔会，在名师的提点下，整体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佳作。其中，中篇小说《三个太阳照着的峡谷》（蒋吉成）刊载于《人民文学》。随后，中篇小说《空山》（蒋吉成）在《萌芽》发表，并获得“萌芽文学奖”、“闻一多奖”，曲靖小说创作你追我赶的局面开始形成。段平相继在《昆仑》、《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部，其中《林木乡长》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中篇小说《教办主任》（吕克昌）刊载于《十月》，短篇小说《水泡无颜色》（张炜）在上海的《萌芽》上发表，短篇小说《闹店》（唐似亮）在《上海文学》发表。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成为不同作者的不同创作追求。把持滇黔要冲，深居珠江源头的曲靖人，畅饮珠江源之水，在“二爨”文化中熏陶成长的曲靖作家们，创作中自然具有鲜明的滇东烙印，呈现出地域文学的气质。1993年，“珠江源文丛”一举推出《春天在哪里》（汤君纯）、《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尹国春）、《红冠》（高文翔）、《彼岸》（朱兆麒）、《界石》（吕克昌）、《土地情话》（唐似亮）、《远山远水远梦》（许泰权）。蒋吉成、吕克昌的作品又相继入选云南省作协“红高原文学丛书”。曲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血印》（蒋吉成），第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是《白粉》（杨卓成）。继《白粉》之后，《血线》（杨卓成）又在《当代作家》上发表。1992年，讲述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血印》（蒋吉成）的出版，引起文学界的高度关注。1993年底，《彩云作证》、《雨林作证》和《界河作证》（孙育鼎）同时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的纷纷亮相，造就了上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景象。在成人文学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儿童文学虽然是孤军奋战，却也成绩不菲。几年来，顾树凡悉心创作，相继在《儿童文学》、《巨人》等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中短篇小说、童话数十篇。

　　黄尧先生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认为，小说是一种试验性很强的文体，因此形式流变性也很强。2002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云南作家文库第一辑”，曲靖作家何晓坤、吕克昌、唐似亮、周云等作家的作品集中亮相。唐似亮的小说集《乡村》是对近几年小说创作的回顾展示。2006年出版的军事题材小说《山河无语》（杨卓成）把我们引入滇西抗战那段染血的历史。《急公好义》（段平）推出后引起较大反响并被改编成电视剧《商贾将军》搬上银屏。《浮出人海》（管仕斌）、《今夜火把到我家》（毕然）、《春天的舞蹈》（杨艳琼），《政府干部》（段平）、《昆明夜色温柔》（归雁）、《吞口神侠》（田有能）、《少年》（顾树凡）、《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吕克昌）、《充军云南》（郝正治）、以及长篇人物传记 《王甲本将军》（敖惠琼）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2010年10月推出的“麒麟丛书”中，《没法潇洒》收录了蒋吉成的7篇中短篇小说。这一时期，官员小说呈现出别样的风景，长篇小说《红土红土》、《红土红尘》（赵鸿翔）、《人欲年代》（徐国洲）和中篇小说《乡村往事》（朱家凤），一面世就引起不小的哄动。

　　小说，是杨卓成创作最丰富、最成功的文学样式。杨卓成用这种宏大的文学形式，开掘了独特的生命空间。《生命有约》、《白粉》是其代表作。他借助西南辽阔的高原、苍劲的云天和雄浑的山峦，赋予人民自然、淳朴、理想化的文化性格，并把他们放到常规的现实生活流程中体现出鲜活的状态，铸就了西南特有的文化性格和审美精神。

　　吉成是滇东作家群中写小说的佼佼者。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叙事手法独特老练。他对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叙事模式稔熟于心，信手可用，现实主义和意识流的叙事方式交替进行，使小说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当然，每个作家都有他写作的原创地域。滇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他准备了创作的富矿。在描写滇东历史文化时，他将强烈的爱乡热情融入其中，使历史古迹、风俗人情呈现出厚重的张力。美丽神秘的峡谷、小箐沟，如血一般的红土高原，强壮朴实的山里汉子，美丽隐忍的农妇村姑，通过他独特的叙事手法组合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三个太阳照着的峡谷》、《空山》、《血印》是其代表作。作品中历史性、象征性的人物事件构成了吉成独特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作家对滇东高原的风俗人情和高原人的生命意识的一个再现，这也造就了吉成小说的艺术成就。《红石》是一部接地气的上乘之作。从早期《三个太阳照着的峡谷》、《树神》等小箐系列到这部综合性的长篇小说《红石》，吉成先生始终是一方风土人情的忠实记录者。他在地域性乡土叙事上保持着一贯的艺术追求。乡土是中国人的精神基座。他努力对乡土中国的变迁作精细刻写，以细密的自然主义笔法，精心构筑叙事文学的场景、细节、语言，展现深远的历史感和准确的现实性，以拓展思想深度，提升艺术质量，增强艺术张力。无疑，《红石》是吉成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是对过去小说创作的承续与提升，代表了他写作的新高度。小说对历史的冷峻观瞻与对现实的强烈批判，使其具有史诗性品质。

　　在滇东，段平是一位高产而且多变的作家。他的军旅小说创作是最大的亮点，《回民支队》、《少校的酒窝》、《国防军》等生动地诠释了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他写的《林木乡长》、《代理县长》、《政府干部》、《99金佛》等官场小说从多个角度刻画了官场百态和人性内涵；历史小说《急公好义》展现了民族实业家浦在廷的传奇一生；纪实小说《最后的“官子”——滇南战役纪实》填补了历史书籍抒写不够详细的空白。他的多部作品已经拍摄成影视剧，如《嗨，我的交警哥儿们》《茶花彝女》《月亮花》《《蝶舞红河》《亚洲一号》《缉毒三眼娃》等。段平早年赴景洪插队和应征入伍那段难忘的经历，为他储备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自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作品1000万字。先后获云南省首届文艺创作奖（《灰骡，黑妹》）、“民族文学”奖（《中尉李觉的一天》）、云南边防文学奖（《重游故地》）、滇池文学奖（《风花雪夜的故事》）、边疆文学奖（《茶话》）、滇东文学奖（《主力》）、云南省文化精品工程奖（《重九重九》）、世界民族电影奖（美国洛杉矶，2015年电影《茶花彝女》）、《缉毒生死线》获2016年云南省金盾一等奖、《刑侦队》获2017年公安部金盾奖。《灰骡·黑妹》中，立过军功的两匹骡子——灰骡和黑妹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成为军中的骄傲。小说写出了一家三代与两匹骡子结下的深情厚谊，人与动物的依恋和互助，成就了非凡的功业。《中尉李觉的一天》寓意深刻。军事禁区的一株百年芒果树见证了一场特殊的婚礼，也见证了中越两国间紧张关系的缓解，以另一种方式诠释了爱国主义。中尉李觉为对方阵营里的青年男女购买结婚用品的同时，也在复杂的心情中考虑自己的婚事，形成鲜明的人物关系对比，内心描写细腻感人。小说还将两国军装的变化作对比，军人间的不服气作对比，使枯燥的边防镇守任务变得生动有趣起来。段平最近创作的历史人物传记《宋文骢》、小说《奸细》《文联那些事》等作品也值得一读。《宋文骢》详细记述了中国航空科学技术领域的优秀带头人宋文骢先生光辉感人的一生，他曾从事歼-8、歼-7C、歼-10飞机的研制，是中国飞机设计战术性能气动布局专业组创建人之一，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航空电子系统研究室。因功勋卓著，当选为2009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为写好这部作品，段平多次往返于昆明、大理、沈阳、哈尔滨等宋老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获取第一手资料，把人物写得逼真传神，富有感染力。段平最近写的《喋血松山》抗战剧本，以滇西为背景展开画面。当日军占领滇西重镇腾冲时，国民党和当地少数民族携手共同对抗日军，打破了日军妄图控制中国西南地区的野心。这也体现了他写战争题材作品的特长。《文联那些事》写的不仅仅是“文联那些事”，而是将一名退伍老兵跨行就业后另辟蹊径的工作风格与过去的丰富人生经历交叉叠加，展现军人与众不同的情感体验。让读者体味到世事的变幻无常，以及人物多舛的命运，故事情节充满戏剧性。

　　周云有代表性的小说大多收进了《远山明月》中。他的小说以清新的格调、朴实的语言介绍着这片乡土的地域风情、社会风貌、人文情怀等，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责任感诠释着自己对这片乡土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

　　在滇东小说家中，吕克昌是一头勤奋耕耘的老黄牛。他的作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描写农村生活题材的，如《乡情二题》、《小九九》、《过江龙》等，刻画了滇东北农村人的淳朴、善良；第二类是反映工人生活题材的，如《黑石头》、《三月樱花》、《孔雀石》等，通过对工厂日常生活的描写，表现了工人们身上无私奉献的美德；第三类是抒写纯真情感的，如《双旋》、《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搂着肩走过大街》、《星星点点》等，主要抒发作家对童年生活纯真而真挚的青春情感的深切眷恋和追忆。他的小说有很强的真实感，多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展现平凡生活中的人性美，质朴而自然。

　　唐似亮是一个多产和多向度创作的“杂家”，他的作品蕴藉着浓浓的乡土情结和现代意识。他的作品涉及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小说，有散文，有报告文学，还有一些学术论文、电视专题片等。他用一颗朴实而炽热的心去完成一部部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其中成就最高、最突出的是他的乡土小说和报告文学。长篇小说《乡村》，中短篇小说集《土地情话》，长篇报告文学《大路歌》、《热土·热风》等影响较大。《大道健行》以纪实手法，用典型事例来浓缩人生历程、用细节描写来彰显人物性格、用人物对话来还原生活场景，用戏剧和影视技法，巧妙地安排结构，全面真实、立体丰润地再现了杨善洲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为所有共产党人树立了一个鲜活、具体的榜样。他随后还创作了《劳务局长陈家顺》《月亮天上走》《云上的味道》等厚实的报告文学作品。

　　新世纪初，曲靖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更为骄人的成绩。长篇小说《一路花瓣》（窦红宇）发表于2003年《大家》，并于2006年7月改拍成数字电影《扣人心弦》。长篇小说《你带我回家》发表于2007年《大家》。2011年6月，长篇小说《斑铜》在《十月》上发表，并改拍成电视剧，为发展文化产业作出延伸性贡献。窦红宇早在云大学习期间就在文学方面崭露头角，担任过云大“银杏文学社”社长，其作品致力于探索当代文学如何传承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魅力。如今他一直在《曲靖日报》工作。据他说“做编辑、记者，深入人世十几年，没有了当年的思潮和观念，却渐渐悟到了爱和孤独的真谛。发表过很多文字，不值一提，只想与写作为伴，拷问和修炼，救赎自己的灵魂”。他的多部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散见于《十月》、《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萌芽》、《芳草》、《山花》、《边疆文学》、《滇池》等刊物。

　　《曲靖日报》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艾泥的诗、窦红宇的小说，在全国都是叫得响的。敖成林也是报社的人，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写作，出版长篇小说《奔跑》《别讽刺我》《暗香浮动》和长篇纪实文学《煦风吹过原野》《再生之土》《春色彝山》等6部。小说《二叔的车》获得 “中国梦·我的故事”征文一等奖受到省委宣传部表彰，并被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2018年4月该电影入围第七届中国国际电影节“金羽翼奖”。2018年小说《暖山》改编拍摄的电影《群山回唱》，将在2018年底全国上映。

　　在苏轼剑的《春旱》、《端午》、《老毡匠》、《迷途》、《老马》等中短篇小说中，能感受到原汁味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他的写作有一种荒原感，苍茫中富涵诸多未知的意外，在人性开掘上义无反顾，有时也体现出柔软的质地。但总是散发着故土的馨香，同时又饱含着对生命价值的探求，包括他的语言和叙事，贮存着厚实的人文情怀和庄重感。他这种原生态乡土写作，善于在庸常的生活中发现人性中闪光的品质，并用诗意的语言打捞出来拂袖擦亮，使之照见深藏内心的坚毅品格。在题材选择上，苏轼剑始终保持着一个原生态乡土写作者的沉稳，他不事张扬，沉潜到文学的底部打探人性的辉光，并试着给读者添加调味品，但他很少在苦咖啡中加糖，让品尝者带着苦味去感知生活的本真。他始终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试图曝光小人物的心灵暗角，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也在将丑陋的伤疤扣开盖子，让血淋淋的灵魂受到裸批。

　　何贵同以小说创作为主，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曾获第七届云南文艺基金奖，滇东文学奖，曲靖市政府文学奖，全国煤矿文学乌金文学奖提名奖。他的多篇作品是写煤矿工人的。《天亮一片霜》（何贵同）这篇小说很接地气，展现了社会底层矿工群体的非人生活，在写作题材选取上有新进展。作者与煤矿一线采煤工人有着共同的残酷体验。小说在读者眼前展现了一幅残酷的图景，那画面上看不出春夏秋冬，也没有风雨霜雪，只隐约看出狰狞大地上，青山黑道拼写的“残酷”二字。小说围绕农村的贫苦，青年农民没有出路和人性的贪婪与无知展开，亲情、爱情、金钱、女人，“阴谋”交织在一起，写的是活着的人，自由的人，心却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缥缈无定，一样充斥了阴谋，掩埋了真相。为了让这篇煤矿工人的黑暗生活得以“酣畅淋漓”的展现。

　　一个从官场上走出来的作家，他的作品更能触动官员的灵魂。赵鸿翔站在一个一般小说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又用一个成功者的独特视角，回答了一个基层写作者的艰辛与喜悦，回答了地域小说写作的真实与虚幻，回答了红土地生存命运的伟大与渺小。他坚守自己熟悉的土地，并为之精耕细作。显然，从《红土红土》到《红土红尘》，作家都把红土高原作为自己写作的精神根据地。《红土红土》是一部视野开阔、主旋律色彩浓郁，真切贴近现实与改革，具有强烈现实品格的作品，它不避当下焦点，直面官场陋习，刻画出基层干部的精神特质和命运轨迹。小说通过主人翁高宏图从少年学子到下乡知青、公社干部、战场勇士、乡县领导、地区领导，再回归到普通公民的人生历程，描写了红土高原上的人们在社会急剧转型中的特殊命运，书中既有社会风云的变幻、命运的起起落落，又有真善美的歌颂、假丑恶的鞭挞，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爱情、生活、社会、时代以及对大自然的挚爱。故事跌宕起伏，写了情场的无奈，战场的悲壮，官场的玄机，商场的诡谲，民生的艰辛，世事的沧桑，将人生、自然、时空融为一体，淋漓尽致地彰显出小说的魅力，时代的风采。赵鸿翔是个环保主义者。小说在知青生活章节里用了大量笔墨描写豹子隐现、生态良好的红土坡村原始山林给山民们带了取之不竭的财富。良好的生态环境令人心驰神往，羡慕不已。写到红原县因企业污染而严重影响到群众身体健康时，呼吁“还我生态环境，给我健康生活，留我子孙活路”。书中还补叙述了一段童年时代的美好生活环境，“那时候，蓝莹莹的天，五彩的云，清新的空气，灿烂的阳光，欢唱的百鸟，清清的小河小沟，欢快的小鱼小虾”，到处鸟语花香、麻雀群飞，人与自然和乐融融。几年前写作第一部小说时，他就作了时段界定：《红土红尘》由清朝末年写至上世纪60年代，《红土红土》由上世纪70年代写至21世纪初。这是他创作红土高原系列长篇小说向前延展的部分。《红土红尘》以全景镜头来摄取历史生活图景，引领读者回归到那段久远的时光，经历他们的世事风云，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清朝末年，十八岁的高臣宗，面对父亲赶马途中的意外离世，面对家庭的绝境，毅然决然拿起父亲的马鞭，走上危机四伏的赶马之路，走上了自强不息、追求不止、命运多舛的人生之路。小说以高臣宗一家人的命运发展为主线，历经红土高原的时代变迁、世事更替，展现了跌宕起伏、令人唏嘘的人生命运。高臣宗与张小菊、者青竹、赵琳等演绎了惊世骇俗又凄美、浪漫、豪壮的爱情故事；与同仁和子女，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谱写了一曲曲人生、人世、人性的壮歌。在他的红土系列小说写作计划中，他可能还会往后“再续前缘”，写出完整的“红土三部曲”。让我们拭目以待！

　　朱家凤从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共有100多篇文学作品在《人民文学》（增刊）《短篇小说》《边疆文学》《滇池》《边疆文学?文艺评论》《安徽文学》《芒种》《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珠江源》等刊物发表，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杂碎》和地方风物散文《百鸟来朝的地方——会泽大桥》。他最近创作的《大先生》，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保护别有洞见。作品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无可替代，在呈现人性美的同时也鞭挞了人性被扭曲后的丑恶与无知的一面。他的《乡村医生》医治的是人的心灵。游走在乡村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马红根与老鹰嘴村的乡民们结成了生命共同体。为了帮人治病，他因为一次次脱不了身，最终像行走于大山深处的“奔跑的羊”，成了山村的一部分，哪怕叶上花这样心里有他的女人，最终也离他而去，成了别人的媳妇。作家的笔触，往往着眼于乡村百姓的庸常生活，抒写的是充满烟火味的乡村图景，展示的是传统文化对芸芸众生的濡染。

　　多年在文体部门辗转的朱华胜于2012年涉足文学创作。在较短时间内呈现井喷状写作，并成获奖专业户口。曾获得《曲靖市2016年文艺精品奖》“曲靖日报首届洪峰文学奖”、“中华文学优秀小说二等奖”、“2016年中国散文年会”评选活动二等奖、2016年“大鲁艺杯”《星星》全国散文诗征文奖优秀奖、“滇王老窖杯”·曲靖日报社文学奖征文一等奖、陕西安康首届图书评论全国征文大赛优秀奖等奖项。他的作品散见于《边疆文学》《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散文选刊》《星星》《安徽文学》《山东文学》《中华文学》等报刊杂志。小说《老羊倌的年》等作品被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列为人教版九年级下学生阅读训练。部分作品被制作成有声栏目，影视栏目，在网络媒体发布。部分文学作品被收录于图书《亲行》《悦读者说》《郭里山水》《流年》《爱的接力》等。

　　杨艳琼的小说集《冬天的舞蹈》弥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诗意，像空气存在于敞开的房间一样无处不在。同是以女性视角，描写情感波折的小说《完美生活》（凡人）、《侧切术》（方雁莉）、《暖风微熏》（杨艳琼）各有所长，但非庸常生活的简单描摹，而是把人物内心的煎熬，婚姻、家庭及社会责任的冲突作了深入解剖，在人性开掘上各有突破。

　　敖惠琼在其《王甲本将军》和《爱的祭献》等作品中以一系列英雄形象的描绘而倍受关注。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呼吸英雄的回归与抒写浓郁的英雄情结，使敖惠琼的文学创作彰显着不一样的艺术魅力。

　　李学标的文学作品大多数是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对亲情、友情、爱情以及社会生活的描写。他有着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和特殊人生经历，看到社会的精彩与复杂，同时也感受到了其中的辛酸和痛苦、无奈和哀叹。因此，李学标的作品充满着社会生活的百态世相，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蕴、丰富的精神情感特点。

　　在这个快餐文化日益受宠的时代，读读凌蒙初、张学明的网络小说，周茂林的短篇小说和韩琨瑶的小小说也大有裨益。

曲靖散文：暗香扑鼻 曲径通幽

　　近年来，围绕着散文的新名词层出不穷，“闲适散文”、“学者散文”、“小女人散文”、“文化散文”、“大散文”等等。一个新名词的推出，或是针对一个新的散文写作群体的出现，或是描述一种散文写作态度，或是张扬一种散文理想。所以，新的命名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提出了和散文写作本质有关的东西，比如一个宽松的写作环境，一种自由的主体精神，一个宽容的写作心态，一种灵动的话语方式等等。

　　从表达方式上讲，散文是介于诗歌和小说之间比较宽泛的文体。与小说、诗歌和戏剧相比，散文写作更易于下笔。当下，散文创作数量惊人，呈现出热闹非凡、繁花似锦的表象，但这是一种虚荣，真正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屈指可数。从题材上讲，散文的取材十分广泛，人间万象、宇宙万物、各色人等、宏观微观无不涉及。有人把散文分为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三类。抒情散文或气势磅礴，或低吟浅唱；叙事散文绵密细致，曲径通幽；议论的散文情真意切，精彩纷呈……这些富有性情的文字间潜藏着写作者闪光的思想，我们要抓住情线，按图索骥，深切体察作者的思想感情，进而欣赏到作品的内容之美、境界之高、情致之雅、理趣之妙。散文最忌游离到生活之外作无边际的遐想，或作夸饰性表达。写作者即便要抒发强烈的感情，也要保持必要的自我克制，以免让汩汩流淌的言辞损伤到思想的硬度和真实情状而演化为滥情。

　　在高原滇东，较早写散文的有蒋吉成、孙育鼎、吕克昌、李昌华、何敏、梁子高、李典尧等。就单篇来讲，较早的有《撒尼人的大三弦》(孙育鼎)、《留在空中的足迹》(梁子高)等获过奖而小有名气。1985年lO月，《散文》刊登了李昌华的散文《说梅》，是曲靖第一篇走向全国水准的作品，但此后，散文发表作品数量多，但影响不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

　　继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过去之后，文学更加理性、多元化。曲靖散文创作渐趋繁盛，是近几年的事。一些诗人、小说家、文化学者的散文结集出版，在滇东文艺圈掀起不小的波澜。如《乡音无调》、《西南风物记》(蒋吉成)，《岁月心影》(杨卓成)，《山泉集》（钱家荣），《另一种方式》、《散落在大漠的记忆》(杨艳琼)，《守望生命》、《爱的祭献》(敖惠琼)，《随风而起》(许泰权)、《与你无缘》(吕克昌)，《岁月心语》(周云)，之后还有《追求》（张爱民）、《你好，淡淡的山岚》（冷斌）等出版。另外，1999年出版的散文集《珠江源之旅》，收入了曲靖本土多人的旅游散文，集中介绍了当地的名胜古迹等，突出宣传曲靖丰富的旅游资源。

　　跨入新世纪，曲靖散文也偶有佳作面世。《神秘的水族吞口舞》（周云、丁荆芳）、《散文二题》（傅枷贵）、《古刹新辉映盛世》（周云）、《盘江春水》（包其祥）、《可渡行》(何汝龙)，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小说家写的散文，将小说的情节和场景、人物和故事，小说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带进散文艺术天地，使散文的艺术空间得以装饰和延伸，审美情趣得以弥补和拓展。杨卓成先生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中都有建树。最近两年，他先后有《干旱中的清泉》、《高原的阳光》、《洒交凼的歌声》、《越州古陶》等多篇散文在《人民日报》上集中亮相。这些散文，在内容上关注民生、关注文化、关注自然，有思想深度、有独特体验、有深切感悟。在表现手法上吸收了小说创作的有益尝试，以清新自然的笔调营造意境，在细节描写上突出现场感，是一种在场的写作。在艺术特色上体现出含蓄美、情感美、精炼美等特点。

　　　吉成的散文也有小说的特质，叙事绵密细致，娓娓而谈。1996年，他的一组散文《珠江源记》刊登于《中国作家》，此后相继有散文发表于《人民日报》等报刊。他以大西南为背景写作的散文集《彩云南》由台湾出版并向海内外发行。长篇历史文化大散文《彩云南现——千古爨文化探秘》、《爨乡麒麟》等将深厚的文化积淀融入到绵密的叙述中，每每有惊喜发现。

　　还有以写小说为主业的苏轼剑偶写散文，出手不凡。他的《龙海》荣获“滇东文学奖”。从他的散文中，能感受到原汁味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他的根深入扎进生活厚实的土壤中。平坦宽阔的陆良坝子、围拢在坝子东方高耸的龙海山以及横贯坝区的南盘江，在地缘上给他预备了创作的基点，盆地文化、兵屯村落与爨乡风情为他的创作注入了人文底蕴。

　　从曲靖走出去的吴然先生当过工人和小学教师，后调《春城晚报》作编辑。他1973年在《云南日报》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海花》。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有散文、散文诗集《歌溪》《凉山的风》《风雨集》《珍珠雨》《小鸟在歌》《走月亮》等。如《我们的民族小学》、《珍珠泉》等收入中小学课本，成为孩子们反复诵读的名篇。

　　在杨艳琼的《另一种方式》、《散落在大漠的记忆》等散文集中，我们看到诗人的影子。她以独特的诗心慧眼、激情敏感去捕捉散文题材，营构散文篇什，抒写自我性灵，因而其作品极富诗意情味，似有一股股薰风暖流萦绕浸润读者心灵。

　　高明的写作者往往精于布局、巧于用语，找到叙事的发力点，增强语言的张力和思想的深度。敖惠琼在《守望生命》和《爱的祭献》中，以自然分节的方式娓娓叙事，她能发掘出生命中的种种感人细节，以真挚的情感，真诚的心灵去深情地讲述那些过往的人事，在历史人物随笔中，自然流露出了她的德识学养、胆略兴致，以及高尚的品格和难于掩抑的才情。

　　周宗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堂狼文化探秘》文笔典雅晓畅，见解独到精辟，以其厚重的地域文化阐释令人折服。朱斌红的散文诗集《走进太阳谷》，赵世洲的科学小品散文《自然界的启示》，特色鲜明，生动有趣。

　　近年来，曲靖散文人才辈出，新作不断涌现，可喜可贺。叶浅韵、崔玉松、杨云霞在曲靖文坛极为活跃。《把生活过成最美的诗句》（叶浅韵）、《红土地随想》（赵鸿翔）、《富源笔记》（云南北鸿）、《江源长梦》（郝正治）、《一条路的旨意》（杨云霞）等散文集的出版，掀起又一波散文创作热潮。下面重点说说叶浅韵、崔玉松的散文。

　　叶浅韵在《把生活过成最美的诗句》序言中说“生活如诗般纯粹美好，一朵小花，几声鸟鸣，一湾秋水，半个月亮，我用心聆听，用心感悟，用不一样的视角进入它们的世界。于是，我便有了一个打开美好的途经……始终相信心存美好，世界便是美好。”叶浅韵的散文，就像宣威火腿一样，有很强的辨识度。她的作品不仅在宣威文艺圈中成为讨论的热点，借助网络，她开设江山散文“浅韵”专栏，在全国散文界也是一个亮点。甚至她的《母爱的硬度》等多篇文章被收录进中学生辅导教材及各种文学选本，成为赏析经典。日积月累，如今她已出版个人文集《陌上花开时》、《必须有那样一个人存在》、《把生活过成最美的诗句》等。这是她勤劳笔耕的成果。生活中的“大彩”性格开朗，个性鲜明，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很足的“气场”，这种“气场”是胸有成竹的外在体现。围绕在她身边的一群文艺迷有说有笑，欢乐无限。文如其人，她的作品也是率直而言，性情突显。在《云南日报》副刊上初读她写宣威火腿的那篇《来自故乡的标识》时，心中大喜，以为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美食家摇扇谱白，大有易中天读城的味道。在她嬉笑成文时，也传递出较强的有硬度的女权主义。像《宣威女人》、《想念奶奶》、《不吃低保的母亲》、《娘和她的土地》、《女人心》等就是这类篇章。正如老友陈洪金所说，叶浅韵的散文“篇幅不长，却饱含了对生活的热爱，对身边细微场景的洞察，对普通人喜怒哀乐的感悟，让人时时感受到一种温暖，仿佛冬日暖阳，倍感生命的可贵。”

　　读崔玉松的散文也是给人以温暖的感觉，是一种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对人生、命运的重新阐释。她的作品总是浸染着淡淡的哀愁，但不是绝望。《窗外玉兰著花未》以弟弟送来植于院中的一棵玉兰入题，它虽花型微小，花色略淡，却让人感受到娇弱柔美背后蕴藏着一股力量。生病住院后，看到远在北京住院楼前的玉兰，自然联想到家里那棵。面对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内分泌干扰等带来的不良反应，心头像压着一块石头，透不过气来。此时目睹玉兰凋零，感伤顿生。作者坦言：“在生死的路口，我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不知道哪条路是生哪条路是死。”正如玉兰经历寒冬，作者挺过了生命最冰冷的时节，终于获得新生，看到人世间的一切，充满美好。“云南的玉兰已经开了，还是那么纯净高雅、端庄秀丽”，包括院中那棵，成为作者生命的依托。《崩密列的忧伤》表达了同样的心绪。颓败的吴哥窟崩密列，刺伤了作者受伤的心灵。“破败”和“残缺”的实物与感受合二而一，难免忧伤。作者笔锋一转，看到了树的生机，“只有树木与它相伴相依，相生相败”，树木“破败着这座神庙，也稳固了它的存在”。它们见缝就钻，见土就长，将根深深地掐进塔顶、塞进墙壁，阳光被树木剪碎，散落在断墙杂石上，任性地侵蚀包裹着这座寺庙，让崩密列在这炎热的旱季舒适清凉。她以一双慧眼，识得生命的顽强，悟出死生大义。于崩密列废墟上参透玄机，以“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的儒家天命观和“何必生之为乐，死之为悲”的庄子情怀收束全文，情景交融。《我与泰丰》、《发如希望栩栩生》也与和病魔作顽强斗争有关。她回首往事，对亲人和朋友充满眷恋，想把一个个失落的细节捡起，擦亮。一株玉兰花、一个鬼故事、一粒种子，写出来都带有温度，给人力量。《穿过公路到镇上去》中清水沟受伤的小风子，《小翠》中质朴善良、热情好客的张小翠等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小人物，坚强、艰难地面对生活。作者能从平凡的事物中把握生活的本质。她的作品中，哀而不伤的坚韧和恬淡自适的温暖自始至终萦绕在读者的周围。看得出来，作者能将农村生活图景描摹得如此细腻，说明她对农村是比较熟悉，记忆是深刻的。她把乡村里的人和事写得充满情趣。《彼如乡村》中用土坯建盖的教室、操场上那些“拿子”、“抓拐”、“跳绳”、 “打陀螺”、“翻毛球”、“滚铁环”等最土的玩场，山上的苦刺花、羊奶果，充斥着作者的童年记忆。花花草草，小猫小狗，都在作者笔下有了自己的生命和寓意。她的作品文风质朴、感情真挚，杨寡妇与易云贵行破孝之礼终成眷属的故事，充满人间烟火味。农家人张小翠的质朴善良、热情好客。做童养媳的姑奶奶、上海知青香君、穿着喇叭裤的小婶等性格鲜明的女性跃然纸上。她的《彼如乡村》、《把痛说给自己听》两组高度写实的作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的作品尤如史铁生的作品一样描写细腻，对草木虫鸟、气候物景的感知，有如诗人般细致；对宇宙万象、日月轮转、生死命运、人生意义的思考，有如哲人般深刻悠远。她对生死的认知和亲情的敏感令人揪心。在编读她的作品时，我几次想打电话了解她的病情，又怕打扰她平静的生活。最后还是放下了这个念头，让她静养写作吧，为我们奉上更多她的心灵之语。

我们在埋头写作的同时，也要抬头看天，多与外界交流对比，发现自己的弱点，不断提升写作水平。很好，最近两年，曲靖宣传文化部门促成举办的“中国知名作家曲靖行”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并在《珠江源》上刊发了谭谈、肖克凡、叶延滨、温亚军、禾素、龙一、李琦等名家的作品，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现不一样的曲靖风貌。我们本地人也没有闲着，各县都积极举办笔会、文艺沙龙，掀起不小的文艺创作浪潮。2016年，在开展宣威文艺创作笔会和会泽“寻韵火红”文学艺术创作笔会的基础上，《珠江源》开辟专栏，推出新人新作。我们在以专业、敏锐的目光发现“金子”，对有些璞玉还要用心打磨，使之成器。

　　另外，在文艺评论方面，曲靖文艺界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文学评论集《文化阐释与学科形态》（张永刚）、《滇东文学：历史与个案》（张永刚）、《群峰上的文学》（张永刚等主编）、《诗与在》（郭建华）、《艺海泛舟》（张建刚）的出版，以及文学评论文章《云南水彩画现状与思考》（屠维能）、《守卫“底线”》（官玉华）、《乡土情感与人生况味》（蒋文佳）、《从三位舞蹈家的贡献看中国现代舞蹈发展轨迹》（刘书君）的发表，为文艺创作呐喊助威。

　　种种迹象表明，曲靖散文创作的春天到了，百花争艳的态势令人欣喜，但也不要忘记还有很多的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