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琦出洋考察与《随使随笔》
团结报团结网 2018-08-31 16:43:04


清末时期,蔡琦随同戴鸿慈、端方考察团出洋考察,写成《随使随笔》一书,记录了当时人眼中的世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派,湖北兵工厂提调蔡琦随同戴鸿慈、端方考察团出洋考察。在六个多月的行程中,蔡琦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俄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十国,他细致观察、勤于思考,逐日记录所见所闻所想,成《随使随笔》一书,始自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放洋,迄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返鄂,共计31000余字。正如蔡琦自称:“余此次奉派随同考察,自顾学识浅薄,时虑负此光阴,沿途未敢休息,凡所闻见,随为纪录,挂漏芜杂,知所不免,惟不敢稍事铺张,所谓存其真而已。”

确如其言,《随使随笔》不仅记录了他眼中的世界形象,也留下了中外对比之下的诸多忧思。

出国考察缘由

蔡琦,字子钊,福建龙溪人,1870年生,其父为湖广总督张之洞重要幕僚蔡锡勇。蔡琦由监生报捐同知后指分湖北试用,长期在兵工行业任职。

光绪二十年,湖北枪炮厂建成,时任湖北铁政局总办蔡锡勇兼任总办。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张之洞札委蔡琦为枪炮厂兼钢药厂采办委员,月支薪水银五十两。之后,蔡琦相继担任枪炮厂副提调、提调职。蔡琦任职提调期间,改良步枪和枪弹制造工艺,日产枪由12支增至50支,月产枪弹达80余万颗,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建成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铜、打铁等厂。光绪三十年,张之洞鉴于湖北枪炮厂规模扩大、分厂林立,非枪炮二字所能包括,遂改名为湖北兵工厂。光绪三十三年,蔡琦因办厂有功,得张之洞请加二品顶戴之奏奖。光绪三十四年,湖北钢药厂因经费支绌,与兵工厂合并,改称汉阳兵工厂,蔡琦出任首任总办。蔡锡勇、蔡琦先后担任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总办,足见张之洞在兵工行业对蔡氏父子的倚重。宣统年间,蔡琦调任四川兵工厂总办。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光绪皇帝颁布派遣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最后派出的考察团兵分两路,一路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为领衔考察政治大臣,一路以戴鸿慈、端方为领衔考察政治大臣,这就是清末著名的“五大臣出洋考察”。遣使谕旨颁布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即致电外务部,认为此举对于中国全面了解国外发展大势大有裨益,表达了派遣人员随同考察的愿望。最终,张之洞选定试用道喜源、候补知府郑葆琛随同载泽考察团出洋,试用知府金鼎、候补知府蔡琦随同戴、端考察团出洋。从随同考察人员的职守来看,一方面具有考察政治大臣随员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则是担负张之洞委任的考察使命。就蔡琦而言,张之洞特别交代“于选机、访价各事须为留心考究”。事实上,此时湖北枪炮厂扩充为湖北兵工厂未久,张之洞势必急切期望改进工艺、扩大生产,其派遣湖北兵工厂提调蔡琦特别留意“造机、访价”,也就不难理解了。

世界工矿企业

总的看,蔡琦对各国工矿企业、市政建设、政府行政等方面做了重点考察,其思想认识也得到显著提升。

行前张之洞交代蔡琦于“选机、访价”诸事加意考察,由是蔡琦“自到美以来,无日不念兹在兹”,而阅历十数厂,“觉欲求实际,良非易易”。尽管如此,蔡琦还是对造机、访价给出了建议。他指出购办机器“必先查其制造之良窳”,然各国所制机器各有长短,加之“厂家实非尽备各机任人察看,不过存其图样”,是以评估机器质量难度很大。蔡琦强调选购机器“非素系专门常阅各制造厂报告胸有成竹者不易为也”,并提出购办者必先到各厂逐件审视,“观其运动、查其工作、验其出数,合所观各厂列成一表,然后能定制造某项宜用某厂之机”。进而,蔡琦宏观对比了各国机器:“德国之机固好,第未免过于求工,价必昂贵且不耐用,如非关系取准之件,为省费起见,则不宜购办;英美之机则坚固耐用,然不及德制之巧,价亦不廉;若求价廉而适用者,当推奥国。”

除“选机、访价”之外,蔡琦对各国工矿企业做了广泛考察,有以下几点令他感触颇深:

其一,工业科技先进。德国克虏伯钢轨分厂“全赖机力”,“速率实倍人工”。化铁炉提运铁炭全用起重悬车,“省工甚多”。蔡琦总结,德国教育发达是工业科技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的根本致因,他在参观德国工艺大学堂后写道:“德国研求之功,实较各国为锐,将来进步,诚未可量。”在美国铜壳弹子厂,蔡琦了解到“工匠大率粗谙化学,不特能守其所当然之法,且能名其所以然之理”。反观中国工人,“得皮毛便自诩为高手,迨造不合法则又作种种推诿,诘以究竟如何而后能合法,瞠目结舌,不能道一字”。

其二,管理体制完备。参观美国水师炮厂时,蔡琦了解到“西人作事各分权限,虽上官亦不能擅自主张”。费城火车头公司办事人员“皆各视其所长,畀以专责,丝毫不能推诿,亦丝毫不容越俎”。蔡琦直陈中国企业管理的两大弊端:一是“用人疑忌太多”;一是厂务皆委一人,“无论各有专门,即勉强令其肩任”。对此,蔡琦提出专家治厂建议:由一人“握全厂之最高权”并“实加信用”,其人“学问、阅历两不可缺”,且须具备出色组织才能,以期“群策群力,相佐为理”。

其三,普遍使用女工。国外各行业普遍男女同工,这对蔡琦触动颇大。他参观芝加哥某商场时,了解到“该店共用女夥三百余人,以理各埠往来出入之数,或任收付,或任记载,以及货单笔札,每人专司一事”。洛厄尔织呢厂共有工人八百名,女工居其多数。美国造币厂共四千四百名工人,女工有二千名,不仅“皆由考选录用”,且监管亦不稍松,“如经手或有错误,归本人赔偿并加以罚”。上述行业多用女工,显然是考虑到其作工细致的优势。

其四,注重专利。各国普遍设立专利局,“凡能自出心裁创制新件及发明新理者,绘图具说,呈由总办分交各专门详核”。就美国言,“一星期内制出新件并发明新理者,少亦四百余,多或至七八百件,其民智蒸蒸日上如此”。蔡琦认为实行专利制度为大势所趋,但中国欲开办专利局颇非易事,“必先能集各国所已发明之物理,分门储备,遇有欲求专利者,令入局查考图说,或赴他国专利局调查,果无先我发明者,然后能呈请专利”。他提醒,我国若欲设专利局,必有西人以中国未见之旧物申请专利,政府对此应严加提防,否则“利权外溢不知伊胡底”。

市政建设

一座城市对到访者最直观的印象,莫过于城市风貌与社会公共设施建设。蔡琦每到一地,对此有意识地观察了解,留下他眼中的各国城市形象。

日本长崎是蔡琦抵达的首个外国城市,其“街市整洁”“绝少尘嚣”。横滨尽管“街市上贫民甚多”,“然各有执事,攻苦习勤,类能自食其力”。美国纽约“为美洲最繁盛之区,人数三百余万,电车往来如织”。华盛顿则“地方整洁,以此为最”。较之美国都市,英国伦敦则稍逊一筹:“英京地方纯朴,不及美国整齐,路口纵横错杂,颇难辨认,楼房四五层者居多,地隧有火车、电车,惟街面全用双马拖两层之车。”法国巴黎“极繁华,房屋整齐,可与华盛顿媲美,而街道公园之大有过之”。德国柏林“街道异常整洁,四望巡警甚少”。相比下,意大利城市则整洁不足。罗马街市“不甚整洁,且沿途多溲溺道旁者”。那不勒斯甚至“马粪渣滓常见于道”。俄国圣彼得堡的建筑虽“不及欧美华丽”,“亦坚固可观”,而街市“宽大为各国所不及,其通衢大道亦复车填马塞,大气磅礴”,蔡琦由此感慨其国力“诚未可以偶败于日为论断”。

蔡琦还来到公园、游乐场、图书馆、博物馆等处,留下了关于西方社会公共设施的一手记录。其记巴黎某公园景色之优美:“周围约十余里,深林密树,中有大湖焉,径回路折,绿草青葱,到此如入桃源,诚足令人心怡目悦。……礼拜日,游人以万计,肩摩踵接,上海之张园,千万不及一也。”在旧金山某游乐场,蔡琦看到除飞船、飞车及虎、豹、狮、象等各种动物外,“另设各镜,参以格致之理,藉以开浚民智者”。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蔡琦对其建筑精美、设施完备颇为惊叹:“全以意大利白石建造,地砌各种花式,工程之美,甲于全球……闻此楼创造时,历十有一年,工始告竣,用款至七百万元之多,其规模可想。”在大英博物馆,蔡琦看到该馆存中国烟枪数枝,不禁发出“令人羞煞”之叹。

通过观览各国市政建设,蔡琦得出以下认识:首先,各国注重整顿地方。蔡琦指出,“西人政治皆先从地方整顿起”,并且政府“尽心民事,乐民所乐,无不备极经营,不吝用款之多,必求其美备而后已”。他对此颇为称道:“以治家之法治国,以治身之法治家,然后能脉络贯通,筋骨强壮,此可以即小见大也。”其次,寓教于乐。蔡琦写道:“西人于一切玩物,往往寓有普通教育,其用意至微。惜我国于此等细事漫不加察,好为高论,而昧其先入为主之义。”最后,深刻意识到中外之间在市政建设上的差距。就城市卫生而言,蔡琦颇为无奈地写道:“我国于清道一事鲜求实效,入市者但觉一种芜秽之气,棘喉刺鼻不特有碍卫生,尤足贻笑外人,而生共轻视之心。事有视之若无足重,而关系绝大者,此亦其一端。”

政府行政

蔡琦或随同考察、或自行考察,广泛了解国外政府运行体系,在以下几方面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账法完善。美国共有六千余家银行,财政部随时派人调阅账册核算,以防亏倒。蔡琦指出:“立法既善,其所以能实行者,则以西人账法最为简赅。来往虽繁,只设簿三册,凡人皆可按结,无庸经理人之指点,一目了然,故不论何时,立可结算。”反观中国则向来账法混乱:“账法一道向未考求,官场惟以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者为定则,各立法门,无一定规,以此查彼,虽穷年累月,而不能得其端绪,流弊遂不可胜言。”进而呼吁:“欲效法泰西,宜将账法急加讲求,正本清源,其有关于财政者,非浅鲜也。”

其二,公私分明。蔡琦通过广泛考察,了解到“西人于公私之分最明,若稍涉私事,必随口道谢”。他曾记述考察美国银元局的情形:“余由总办领入,然总办亦极避嫌,每指示一物后,即随手放置原处。有令工匠检取转递者,交还时总办必向之称谢,以工匠乃做工而来,非任检取转递之役。”蔡琦在会晤美国财政部长时,后者“使侍者导余查阅”,侍者“屏息听命”,“上下之分秩然”。查阅完毕后,则与侍者“同入旁坐,一如友朋矣”。在华盛顿参观议院时,蔡琦亲见总统与议员辩难时“彼此声色甚厉”,然议事既毕,“交情如故初,无因意见不合而稍存芥蒂者”。反观中国官场,蔡琦则认为“名分太严,上下隔膜,涣而不合”。

其三,崇尚平等。蔡琦曾记录在白宫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打招呼的情景:“总统由侧门入,见余点头问好为礼,貌甚和蔼,盖此间人皆可见总统。”美国政府对待罪犯也颇为尊重:“各犯每星期必洗身一次,食物亦极清洁……所内杂役待各犯皆有礼貌,绝无呼喝凌辱之事。”在英国,一卖花女子向英皇投扔鲜花致伤其面,英皇鉴于其意在于“表爱慕”,“不但赦之,乃更嘉之”。在奥地利,蔡琦了解到皇权甚尊,民间亦甚爱戴,但数年前曾发生皇后被刺事件,他认为这正是国民程度颇高的体现。蔡琦进而写道:“国民程度太低,则每苦专制之逼压;国民程度太高,又动多过分之苛求。两害相形,则取其轻,无宁失之太高,以善为应付,第居高临下者,虽时时儆惕一秉至公至平之念,犹或不免于祸。”

认识世界的鲜活个案

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归国之际,《申报》专门刊发《论出洋大臣回国后之希望》一文,将考察团是否撰有考察日记作为评判考察成效的重要指标:“士人之游历,必笔其考察所有得者于日记,归以馈饷我国人,而灌输其新学识者,无人不然。今以五大臣尊贵之躯,富强之力,加以数十随员辅助,分任其考察之职,……其日记之编辑必大有可观,而所以启发我国人之思想,增进我国人之智识者,其效力必无限量。此今日士民所以急欲一见。”但不无遗憾的是,五位考察政治大臣中仅戴鸿慈、载泽撰有考察日记,也即学界经常使用的《出使九国日记》和《考察政治日记》,而端方、李盛铎、尚其亨则无,考察团正式随从人员亦无日记留存。蔡琦《随使随笔》的发掘使用,提供了助益于我们全面认识、客观评估五大臣考察团的崭新史料。在《随使随笔》中,蔡琦不仅记录了他眼中的日本及欧美世界形象及其对世界发展程度的艳羡乃至惊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通过观瞻他国而反思诸己,对中国官场、工矿企业、市政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弊端颇多揭露指陈,生动展现出中西对比刺激下其思想观念的提升,为我们认识清末时期国人认识世界、反省自我的艰难历程提供了一个鲜活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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