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搬啤酒猝死 法律送苦难家庭“一束光” | 鞍山新闻网

2024年深秋，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李红（化名）一家的平静。李红的丈夫在为超市搬运啤酒时突发心脏病离世，留下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当李红抱着一丝希望将超市告上法庭时，她未曾想到，这场看似“各有说法”的纠纷，会在海城市人民法院黄莹法官的细致审理下，走出一条法理与情理兼具的解决之路。

案件受理之初，法官通过引导双方进行书状先行方式使争议焦点十分明确：超市与李红丈夫究竟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这一字之差，意味着责任的有无与轻重。超市坚持认为，卸货事宜是与其中一名工人单独沟通，属于“承揽干活”，不应为李红丈夫的突发疾病负责；而李红一方则悲痛陈述，当时丈夫等人在现场完全听候超市安排，报酬也是超市直接结算，明明是“给超市打工”。

面对双方各执一词的主张，黄莹没有简单依赖书面材料，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案件细节。她仔细核查了证人证言，发现卸货现场虽由一名工人牵头联系，但四名装卸工的具体分工、工作节奏均由超市工作人员直接指挥，劳务报酬更是按“卸完一车结一车”的方式由超市当场支付。“单纯提供劳务、受雇主指挥、报酬即时结算”，这些关键特征清晰指向了雇佣关系的核心要素。法官在判决中明确指出：“卸货行为并非独立完成特定成果的承揽，而是持续提供劳务的雇佣，超市作为雇主，对雇员的劳务安全负有天然的注意义务。”然而，李红丈夫的死亡医学证明载明为“急性缺血性心脏病”，这一自身疾病因素也成为案件审理的重要考量。法官深知，雇佣关系的成立不代表责任的“全揽”，公平责任的核心在于过错与受益的平衡。一方面，超市作为劳务受益人，未对雇员的身体状况尽到必要的审慎注意义务，工作安排中也缺乏对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合理调配，存在一定过错；另一方面，李红丈夫的死亡主要源于自身疾病，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健康状况应承担主要责任。

在责任比例的裁量上，黄莹反复斟酌双方的过错程度与法律关系本质。既考虑到超市作为雇主的管理义务与受益地位，也尊重疾病作为死亡主因的客观事实，最终依法确定超市承担5%的赔偿责任。

这一看似“轻微”的比例，背后是对“无过错也要担责”的公平原则的践行——即使雇员因自身原因受损，雇主作为受益人也需分担合理损失，只是责任范围需与过错程度相匹配。赔偿金额的核算同样体现着司法的严谨。法官逐笔核对医疗票据，剔除了非死者本人的96.6元医疗费用，确保每一分赔偿都有事实依据；按照法定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与丧葬费，既保障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也不超出法律规定的范畴。当看到原告主张的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时，法官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审慎认定：因死亡主因是自身疾病，而非劳务中的外力伤害，此项请求难以支持。最终，各项损失核定为96万余元，超市按5%比例赔偿4.8万余元。

判决送达后，双方均未上诉。超市负责人在拿到判决书后，主动联系法院表示“认判服判”，很快将赔偿款足额支付给母女俩。李红接到赔偿款时，虽仍难掩丧亲之痛，却对法官说：“虽然钱不多，但法院给了我们一个公道说法，让我们感受到了法律的温度。”

这场案件的审理，没有惊天动地的争议反转，却在细微之处彰显了法官的司法智慧。从厘清法律关系时的细致求证，到划分责任比例时的公平裁量，再到核算赔偿金额时的严谨务实，法官用每一个环节的专业判断，让当事人在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中感受到了司法公正。5%的责任比例或许不高，但它所承载的，是法律对雇佣关系中弱势群体的适度倾斜，是对“受益即担责”公平原则的生动诠释，更是法官用专业与温情，为纠纷画上的圆满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