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新审美特质 | 九派通

乡土叙事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流行”已久，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叙事主要是关于土地和家族的主题，是关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生活的写实性书写，但是李诗德的最新长篇小说《门朝南开》分明与我们熟悉的乡土小说有着不一样的面孔。《门朝南开》主要叙述了乡村医生贺手箍和全村人经历乡村半个世纪的艰难、疼痛、巨变、起伏以及这种变迁中个人命运走向与社会认知的转变。作家显然有意识地在思考时代巨变带来的乡村变化，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形态、自然生态等方面的矛盾问题，企图从中捕获新的艺术视角与表现。

李诗德善于写乡村，能在不同时期写出不一样的乡村现实百态，塑造出不同质感的乡村人物。在这部小说中，李诗德充分发挥了他的叙事能力和抒情才华，塑造了一个乡土小说中较新的人物形象——乡村医生。可以看到，小说主人公，也就是乡村医生贺手箍在半个世纪的乡村变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赤脚医生、接生婆、医药公司负责人、乡村养老院投资者……她始终如一个“救世主”，总是在胭脂河村民陷入困境时帮他们渡过难关。姚妑最后一次接生束手无策时如此，全村人患病无解时如此，养老院项目无法落实时更是如此，她将乡村医生的大情大爱展现得淋漓尽致。不难发现，她是作家想要正面表现的人物，这类人物往往不好写，因为容易被写成理念的化身而缺少血肉。作为一名乡村赤脚医生，从对医学一无所知到把当一名好医生变成自己唯一的愿望，她诠释了乡村医生朴素的职业使命感。无论社会大环境如何变化，她始终怀着一颗敬畏生命、敬畏职业的大爱之心，从不放弃提升自己，她身上有着新社会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勇气。然而在人前体面的背后，面对婚姻的不幸，她又有着传统、逆来顺受、软弱保守的一面。她是那样矛盾与多面，在乡亲们眼中，她优秀、善良；在邹医生眼中，她明媚，活泼，率真；而在丈夫眼中，她冷漠、决绝，这是一个多么复杂、多么血肉丰满的人物啊。

韦勒克说，“塑造人物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人物命名。每一个‘称呼’都可以使人物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和个性化。”李诗德将主人公取名为“手箍”，“手箍”即戴在手上的镯子，意为父母的掌中之宝，她的命运也暗喻其中，她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其命运转机源于此，危机也源于此，所幸她最终不负所望，活出了自己精彩的一生。相似的例子还有“贺显宗”，一个乡村退役军人，入赘贺家以后，改名为“显宗”，“显宗”寓意显耀门楣，实际上却懦弱无能、小肚鸡肠、性格暴戾，名不副实，真是令读者可恨可怜又可笑的人物。

贺手箍这个人物心理描写细腻，成长轨迹鲜明，看得出作家李诗德在她身上倾注了很大心力。她是一个完全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文学形象，她的经历深深刻下时代的印记。韦勒克说“在许多伟大的小说中，人物们出生、成长，直到死亡；人物性格在发展，变化；甚至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动。”贺手箍的个人成长经历浓缩了胭脂河村五十多年的历史变革，关于那段历史叙述，作家没有过度书写民族或个人苦难史，而是在举重若轻、不疾不徐中，将这一人物作为一个表现历史和社会的入口，还原那个时代，由她写出中国乡村人民在苦难中生生不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对这种可贵的民族品格予以观照。小说结尾处，贺手箍带着与自我的和解，对贺显宗不计前嫌，对胭脂河村民报以理解，为村里筹建养老院，呈现出温暖人心的底色。

日常生活是文学的土壤，但是定位作品坐标的，是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长篇小说的构思尤其考验着作家的智慧、视野、耐心和才能，李诗德在这一向度上的呈现是成功的。为了充分表达主题，李诗德采取了一种他称之为切割式的非线性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模式——事件、人物之间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使小说的结构呈现出一种零散化的状态。我们不妨将整部作品视为一块拼图，各部分相互独立又严丝合缝，共同构成一张完整的胭脂河村秘史、胭脂河村人性“图谱”。贺手箍便是这拼图中最关键的一块，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所有故事都可以从她这里出发。李诗德还设计了三位年轻一辈的线索，贺丁、黄怀文、萧同旺，从三个年轻人与胭脂河村的现实勾连起笔，带出他们父辈祖辈三代之间的冲突与纠葛，共同构成了一个纵深的、现实的平面。为了让这个平面尽可能完整，他充分地使用着一个“道具”：胭脂河村修建高铁的消息。李诗德让它始终存在着，从小说的开头串到小说的结尾，成为整部小说结构夯实的串连之线，这对于理解小说主题至关重要。为了高铁占地补偿款，本来平静的乡村躁动与喧哗，人们心底的种种考量和算计，人性的虚伪、善良、固执、冲动、虚荣、怯懦和呼之欲出的欲望，半个世纪以来乡村的巨大变化，从生产生活经验、人居环境到价值观的转变，都在其中有所展示。作家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小说人物的丰富、多样和深刻，在几代人的命运跨度里，那么多丰富的人性微点被他一一捕捉，构成现实之网，不得不佩服作家驾驭小说的能力。李诗德注意到时间和时代之变对人生、人性的深入影响，但他更看重的是那些不会轻易改变的东西，那种艰难困境下可贵的坚韧与毅力、人们对美好生活朴素的追求与向往。

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李诗德对乡土从一开始便有着非写不可的自觉，有着再回望、再书写的意义。在他的乡土文学作品里，反复出现的水埠头、月桂树、老屋、桥、湖等意象，多次出现的人物形象曹落安等等，都由最初的“道具”变为具有重复与持续意义的象征，最终成为承载故事的实体，也成为一种渐行渐远的生活形态、生命形式。作家凭借着对生活的极大热情、书写时代的巨大冲动和虔诚恳切的文化信念，从记忆中打捞起乡土中国自古以来的乡村伦理和民间文化的各种形态，巧妙地将乡村风物志理想、民俗志理想散落在乡村改革新变之中，融入在小说叙事之中，和人物、情节水乳交融，增强了小说的亲和力、增加了小说独特的审美元素、丰富了小说内蕴。

在小说的每一章开头，作家巧具匠心，或用胭脂河村民间传说，或用民谣，或用儿时游戏作为引子，让读者迅速进入独特的民间叙事氛围。那些具有鲜活地域特征和独特人文内涵的民风民俗、民谣俗语，形象押韵、通俗易懂，以及那些自幼就深植在他心底的人物，比如村村寨寨都有的产婆、阴姑、傻子、无赖等等，镌刻下乡村的独特面貌，成为小说独特的审美元素。

诗一般的语言和想象是《门朝南开》另一个审美特质。李诗德写诗歌，写散文，写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小说呈现出诗一般的语言质感和意境，显示出作家出色的笔力与才华。《门朝南开》读来节奏舒缓，犹如一首乡村叙事长诗，宛如一曲清新的乡村牧歌。小说中一些凝结着人生经验的思考与表达，闪烁着智慧的花火与温暖的光点，必须承认，李诗德有一颗柔软的心，他的文字细腻而富有光采，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够照见作家内心深植的真善美。

质言之，身为作家，李诗德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他怀着对乡村深切的忧患与思考，在小说中展现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养老、青年就业、乡镇干部成长、生态环境破坏、传统乡村的精神内核被更迭等种种具体的、现实的、复杂性问题，虽未能最终在小说中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作家愿意审视这个存在，展现这个存在，并借由《门朝南开》和我们一起凝视和思考这个存在，这是这部小说不可忽视的价值。（余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