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我到高原古城西宁工作、生活，转眼已经三年了。三年来，上下班总要经过那座巍峨壮观的城门楼——拱辰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一见如故、再见倾心的“老朋友”。

一

我与拱辰门颇有“眼缘”。

壬寅仲夏，离开北京初到青海，第一次前往新的工作单位报到。当时恰逢上班早高峰，乘坐的车辆穿行在西宁大街上，临街楼房高耸、商铺林立，沿途车流如潮、人流如注。由于高原反应带来的轻度不适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对于脚下这片土地和接下来的时光，我的心中既有许多新奇，又有一丝忐忑，多少有点心神难定。

恍惚之间，同事提醒说，马上就要到单位了。我回转思绪，本能地侧身往车窗外搜寻即将到达的目的地。这个档口，拱辰门——一座与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城门楼极度相像的中式建筑——就闯入了我的眼帘。后来得知，这座城门楼紧邻所工作的单位，直线距离甚至不足百米。

如果单从欣赏的角度，对拱辰门的第一印象可谓司空见惯的“千城一面”。不仅如此，由于它的两侧缺乏延绵的城墙，颇有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味道，严格来讲甚至不算完整意义上的城门楼。

即便如此，这座古香古色的建筑，仍令我觉得自然极了、亲切极了，顿生似曾相识的久违感。

为什么这样？

回头来看，个中缘由大概在于我四十多年的人生阅历中，从浸润着幼时记忆的家乡曲阜明故城南城门——刻有乾隆手书“万仞宫墙”门额的仰圣门，到在北京读书、生活三十多年来常常走过的中轴线上自南向北一字排开的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鼓楼、德胜门等，潜意识里早就存储了一座又一座形制规范、风格统一的城楼群像，成为一个习以为常、日用不觉的文化基因和审美尺度。更巧合的是，与眼前的拱辰门一样，过往所熟悉的那些城门楼，无一例外都是仅有城门楼而没了城墙和护城河——御敌于城外、辖制于城内的初始功能，早就在时间的长河中烟消云散，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仪门”。

特别是眼前这座城门楼上的“拱辰门”三个大字，让我瞬间想到《论语·为政篇》中那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并笃信城门之名来源于此。

同拱辰门不期而遇的短暂对视，让我分明看到了充盈其中的那份传承千年而熟悉得无以复加的民族记忆密码和中华文化标识，耳边也回响起那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大中国》——“我们的大中国，好大一个家”，说得多么正确！

不夸张地说，前一分钟还一度觉得，以西宁的海拔高度和地理区位，无论距离家乡山东，还是距离待了小半辈子的北京，都可谓山高路远。转瞬之间，仿佛一下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根和魂，顿时有了全身心拥抱这片土地、迎接全新生活的冲动。

至今记得，我甚至来不及从对拱辰门的观望中转头，就到了新单位的院子。于是，整理思绪快步向前，高原反应好像不再那么强烈，爬楼梯也突然轻快了许多，很是有些“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底气和豪气。

细想起来，初次面对拱辰门时“他乡遇故知”的意外惊喜，简直让我忘乎所以得有点“发飘”了。

二

初来青海的一段日子，新的环境尚未完全融入，新的工作尚需充分熟悉，新的生活尚待逐步适应，在北京时原本一直觉得光阴似箭远不够用，来西宁后仿佛一下节奏放慢时间宽裕了。尤其那时正值夏天，白昼本来就长一些，大西北的夜色又比北京来得晚，更何况自己因高原反应而睡得迟、醒得早。

于是，距工作单位一箭之遥的拱辰门，成了闲暇之际散步消遣的首选。不久之后，就越来越习惯于到那里随心所欲地上下走一走、漫无目的地四处看一看，并很快对这座城门楼熟得不能再熟了，甚至闭上眼睛就浮现出一幅清晰的“三维立体图”。

拱辰门位于西宁市中心，南北走向的北大街，在最北端尽头处分出两个“Y”型岔口，如张开的双臂，与东西走向的七一路“热情相拥”，合抱而成的丁字路口街心空地，就是它的位置所在。

从建筑形制来说，拱辰门属典型的高台式建筑，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北城门楼，由城台、门洞、楼阁三部分组成。

城台为东西长、南北窄的四方斜棱体，东西向约百米，南北约二三十米。城台北向的外侧地面到台顶，高约十五六米。城台南向的内侧地面到台顶，高约五六米。城台整体以条石奠基、青砖砌墙，四个梯形坡面以八十五度左右斜角渐次向上收缩，给人以坚固如磐、稳重如山的视觉冲击。

城台底部正中，有一阙高约四五米、宽约三四米、南北走向的半圆拱券形门洞。由于城台北侧——也就是外城墙——地面较低，城台南侧——也就是内城墙——地面较高，南北落差至少十米之多，所以门洞并未循常例水平开凿，而是在纵深上分为三段，因形就势，灵活处理。南端紧邻内城的一段，路基与南向的内城地面持平；北端紧邻外城的一段，路基与外城北向的地面持平；处于城台腹部的中间一段，由南向北拱顶直线俯倾、路基阶梯式下沉，且内门洞的路基与外门洞半圆弧拱券的直径线大致在同一个高度。如果透过门洞从城内向城外观望，只能看到门洞中段不断下降的拱顶；从城外向内城观望，同样只会看到门洞中段不断上升的台阶，里里外外都是若隐若现“一线天”，妥妥的匠心独运、密而不失。

城台之上，建有明五暗七、歇山重檐、木结构灰瓦顶的高大城楼。楼体分上下两层，均外设环廊、内置木窗；两重屋顶，也是飞檐翘角、斗拱支撑。每层十八根、上下三十六根廊柱，支撑起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的歇山重檐顶，再辅之以上下两层、四个方位共计八组五十六个形态各异的脊兽，甚是精巧空灵。

尤其让人称道的是，城楼北向一侧，上房檐下方正中，悬挂蓝底鎏金行楷木匾“澄波献瑞”；城门洞正上方，刻有砖雕魏碑匾额“拱辰门”，犹如恰到好处的点睛之笔，让整个城门楼浑然一体，在高大之中透着雅致，威严之余尽显古韵。

三

于拱辰门而言，我属常来之客、清交素友。

西宁平均海拔两千二百多米，高原的天空云层薄日照强，即便冬天，中午也不太冷。尤其与北京动辄大风飞扬迥异，城区多在两山夹峙中，以“X型”布局分布于湟水河及其两个支流南川河、北川河的谷地，很少有冷风吹面。所以，中午下班后、下午上班前，如果案头没有急事，总有大半个小时，属于和拱辰门的“鸡黍之约”。

每当这个时候，通常先在城台下漫步三两圈，打望着穿行的车辆、往来的行人，感受“逝者如斯夫”的人间烟火。稍后，拾阶而上走向高高的城台，慢慢享受极目四望、俯仰天地的独有之乐。

驻足城台，远眺正北方的西宁北山，可以感悟漫山遍野被青海各族群众引以为豪的高原绿色奇迹，以及奇迹背后“牧民省长”尕布龙历久弥新、反复传颂的感人故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尕布龙从副省长岗位退休，穿一件布衫，扛一把铁锹，连续18年带领干部群众在西宁南山、北山植树造林，将余生心血全部献给南北山绿化，使得森林覆盖率从7.2%到79%，从此荒山不再、葱郁满目。

驻足城台，俯瞰八九百米距离的湟水河，可以感悟这条黄河上游的一级支流，在浸润万物、福泽千年中成就的历史华章——祁连山巅逶迤而下的源头活水，一路流经孕育过“两弹一星”精神并被誉为“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的原子城基地，流经滋养过王洛宾经典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创作源泉和艺术灵感的金银滩草原，流经承载过汉、藏、蒙古等各族同胞千百年来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丹噶尔古城，流经见证过元、明、清无数藏传佛教高僧大德前往北京觐见的湟水古渡口，并最终在西宁、海东一带的河湟谷地积淀形成了河湟文化，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道，共同形成了黄河沿线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门城楼上的“澄波献瑞”匾额，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先民，对湟水河养育之恩的真情告白。

驻足城台，近观咫尺之遥的钢构玻璃幕墙高层商务楼、本世纪初建成的西宁现代化星级酒店之一“三榆大酒店”，可以感悟青海各族人民感恩奋进、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时代新篇——三榆集团是地地道道的西宁本土民营企业，之所以名为“三榆”，在于创始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三棵榆树下摆地摊做起，白手起家逐步发展到今天，这本身就是青海各族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筑梦启航的精彩故事。

于我而言，不仅对登临拱辰门饶有兴致，静候拱辰门“不请自到”同样倍感惬意。

高原的下午，到了五六点钟，原本紫外线强烈而难以直视的日光变得柔和亲切，办公室久坐而显得生硬的腰腿也亟须舒展活络一下。此时，习惯走到窗前，透过摇曳的树梢，百米外依稀可见的拱辰门便尽收眼中，顿时放松了身心、宁静了心灵。这一切那么随意，那么自然，那么恰到好处，仿佛茫茫人海惊鸿一瞥，又如老友故旧相逢一笑，让我这个对音乐钝感的人，也常想起乔羽老爷子创作的那首歌曲《思念》：“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有一天记起，唐天宝年间李白暂居安徽宣城时，曾一个人游览敬亭山并作五言律诗《独坐敬亭山》，留下传世佳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兴之所至，忍不住突发奇想，假如这位“谪仙人”穿越到现代登临西宁拱辰门，说不定就不会有那么多孤寂苦闷，有感而发写下“相看两不厌，亦有拱辰门”的诗句了。

四

来得多了、看得多了，与老乡们聊得多了，慢慢走进了这座拱辰门的“前世今生”。

拱辰门是原明西宁卫城的北大门。据记载，西宁虽是历史悠久的边塞重镇、青藏门户，但唐宋时期先后被吐蕃、唃斯啰、西夏、金等地方政权争夺不休，拉锯更迭、城头变幻，自然无暇修筑城垣。有元一朝，循北宋旧名，置西宁州并直隶甘肃行省，由于当时甘青、西藏都在元管控之内，稳定无虞，没有筑城御敌的“刚需”，不用筑城墙，更谈不上建城门。

明洪武年间，明朝政权进入青海地区，改西宁州为西宁卫，并屯兵以保障河湟地区及青南牧区安定。洪武年间，大将耿秉文率领军士“割原西宁州城一半而筑卫城，城呈方形，城墙高、厚各五丈，四面开承恩门（东），镇海门（西）、迎薰门（南）、拱辰门（北），并建四座城楼”。从此，就有了最早的拱辰门1.0版。

此后，拱辰门历经明、清、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2007年，地方政府复建了北门城楼，就是今天的拱辰门2.0版，也是西宁现有的唯一一个城门楼。

复建后的拱辰门，城台内部由历史上的实心夯土改为中空钢筋混凝土，内部空间一分为二，东半部为城中区市政应急指挥部，西半部为城中区拱辰门派出所治安值班室，倒也物尽其用、适得其所。同时，在东西两翼各象征性复原了十来米城墙，垛口、女墙、马道一应俱全，并在四周种植了常青树种和绿植，修建了喷泉和照明设施，成为市民体育锻炼和休闲小憩的公共场所。

与历史建筑原貌相比，复建的拱辰门有一处推陈出新的“神来之笔”。起因在于，拱辰门原本是借助地形便利，建在南高北低的土坡断立面边缘。复建施工中，南侧地基就与紧邻的北大街地平线一致，城台高度与历史建筑相仿；北侧的地基就与紧邻的七一路地平线一致，城台高度下沉十来米。如此一来，从城门南侧看，拱辰门五六米高，与历史上的古建筑风格丝毫没有“违和感”；从城门北侧看，拱辰门十五六米高，即便周边高楼林立，也不小气、不局促。可以说，内城外城古风新姿兼而得之，尽显“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旨趣。

作为西宁历史文化地标之一，拱辰门在老西宁人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分量。青海省博物馆收藏着一幅被誉为西宁古城“清明上河图”的珍贵藏品——手绘纸本白描长卷《西宁古城古韵全图》，作者是本土的知名画家、地方文史专家鲁峻先生。他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刊文自述说，“从记事起，就跟着大人遍览西宁古城”“每当回想起童年生活，眼前不断浮现出雄伟的城墙、高大的城门楼”。2013至2016年，老先生怀着对故乡深厚的感情，以心中的挚爱和手中的画笔，历时三年之久，艺术再现了包括拱辰门在内的西宁古城历史风貌。据报道，画卷甫一展出，人们就争相沓来，希望先睹为快、一饱眼福，以至于记者在报道中感慨，“纸上的老城池，是西宁人心里的最质朴、纯粹的西宁情”。

五

乙巳春节，利用回京探亲的机会，陪家人前往京郊房山。行至房山主城区良乡，竟看到了“拱辰街道”。因为西宁拱辰门缘分在前，对“拱辰”二字特别敏感。原来，历史上的良乡古城曾有座北门，也叫拱辰门，就位于这个街道办事处，街道名称即由此而来。

这个意外发现极大触发了我的好奇心——西宁、良乡之外，哪些地方还有拱辰门？

节后再次回到西宁拱辰门，搞清楚它有多少散居各地的“兄弟姐妹”，成了挥之不去的执念。于是，以既不专业又不周严的考证作了一番搜寻。结果发现，北京的辽“南京”故城、元大都旧址，天津，河北邢台、赵县、曲周，山西忻州、临汾，辽宁锦州，江苏昆山、如皋，浙江衢州、台州、温州、海宁、义乌，安徽合肥、宿州，福建厦门、‌莆田、云霄，江西高安，山东莒县，河南开封、商丘、南阳，湖北‌襄阳、荆州，湖南吉首，广东兴宁，广西南宁、容县，重庆巫溪、长寿，四川乐山，贵州铜仁、黎平，云南昆明、巍山，青海西宁，台湾高雄、新竹、澎湖等，各地有据可查的现存和曾存拱辰门就达四十多处。

可以断定，因个人能力所限，或许还有相当数量的拱辰门，被我无端遗漏了。此外，可能有更多的拱辰门已淹没在历史尘烟中，即便专业人也永远无从查证了。

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向先民们开创的“拱辰门现象”致敬！

仅以挂一漏万所查询的这些拱辰门为例，有的历经数百年洗礼留存至今，有的尚有碑刻、匾额、地名等可供辨识，有的种种原因被毁又复建，有的则仅留存在古文献和老照片中。它们遍及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乃至台湾地区，贯穿宋、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囊括通都大邑、边防要塞、乡村古堡，地域分布之广、历史跨度之大、城池类型之多，可谓蔚为大观。但是，不管何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拱辰门。

姑且揣摩一下古人之意。

北极星因其近乎静止于天际北方，寓意稳定和指引，成为古代辨认方向的重要标志，被称为“北辰”。‌拱辰‌一词，则象征着万物有序、各安其位，并由此衍生出四裔归心、众星拱辰的无尽意象，既体现出古代城市规划的天文象征意义，更寄托了对政治清明、四方安定的强烈期许。

尽览这些建有拱辰门的地方，古代多是远离京师的边塞之地，以兴建、命名拱辰门之举，表明“拱卫帝都”之意，彰显虽关山万里不忘职责所在。可以说，中华大地上依然矗立和曾经矗立的拱辰门，既是城池防御工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人们的普遍思想情感和共同价值理想，成为从古至今政治理想和家国情怀的经典隐喻，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孔子不仅在《论语·里仁篇》留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大江南北的古城北门赋予了经典响亮的名字；还在《论语·里仁篇》留下“德不孤，必有邻”的古训，为先人们为什么不约而同为各自的城池北门选择同一个名字，作出了掷地有声的解释——“拱辰”是中华大地的共同心声，有思想高度的城门名字同有德之人一样不会孤单，注定有诸多志同道合的知己与之为伴，虽远在天涯而近若比邻。

六

如果说古人在各地修筑的众多拱辰门，印证了人们常说的那句“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今人对“拱辰门”的心心念念，则佐证了另一句“同心者，不以日月为限”的古训。

在福建莆田，兴化古城历史上的四个城门，分别为镇海门、来凤门、迎和门、拱辰门，名字文采斐然、震古烁今，一看就让人觉得无愧于这方土地素有的“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美誉。抗战期间，当地为便于市民出城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将包括拱辰门在内的城门、城墙全部拆除了。庆幸的是，四座城门楼的匾额并未毁弃，抗战时期被用在烈士陵园充当普通条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经辗转波折，终得以重见天日。对此，莆田市一位名叫柯凤梅的资深文保工作者——她于1977年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并先后在原莆田县博物馆和莆田县三清殿文管所工作多年——在题为《寻古莆阳》的回忆文章中记述：“有一天，有群众来报告，说在龙脊山纪念碑附近发现‘迎仙门’‘镇海门’。这条线索振奋人心，我立马带上人赶去现场征集。如今这4个古城城门门额都集齐了，完整地镶嵌在三清殿后院的墙壁上。”

其实，莆田拱辰门等城门匾额之所以失而复得、劫后余生，与其说是匾额本身运气好、气场足，不如说是它们所承载的厚重文化、绵长文脉，令当地群众心有牵挂割舍不断，才使其有了强大“生命力”。

无独有偶。2025年新春，网上有则商丘扮靓古城的报道，无人机拍摄的照片中，生动展示了当地拱辰门的古貌新姿。透过照片上高高的城墙、古朴的城楼和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特别是城门洞上方的“拱辰门”匾额和门洞两侧的春联，令人分明感受到，与其说是今人扮靓了古城，不如说是古风滋养着今人。

关于各地拱辰门特别是“拱辰”二字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承载的文化分量，还有几个近年来发生的真实案例，作出了很好诠释。

浙江台州黄岩区永宁古城拱辰门，当地政府曾计划结合城市商业开发对其修葺一新。建设方案甫一推出，就引发当地群众对古城门‌历史原真性‌的讨论，一边倒地担忧过度商业化可能削弱文化遗产价值，以致地方政府抓紧重申，复建将仅对损毁部分进行修复，以“最小干预”为原则，明代砖石结构等核心构件将原貌保留。

云南大理巍山县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南诏国发祥地。县城所在的南诏古镇拱辰楼始建于明朝，为巍山古城标志性古建筑。2019年“十一”长假，有游客发现城楼匾额“拱辰门”三字突然变成了“巍山”二字，马上引发热议。当地政府倒从善如流，坦陈此前变动不妥，又原貌恢复了“拱辰门”字样设置。

2019年，义乌对老城区部分道路予以命名调整，其中宾王路至机场路路段，新命名“拱辰街”，命名理由就是“义乌古城门名，此地在古槐花门北，亦称拱辰门，故名”——尽管拱辰门历史建筑已不复存在，街道命名的方式，也不失为文化传承的一项务实之举。

无论人们对台州拱辰门重修过度商业化的担忧，还是对巍山拱辰门匾额不容置疑的坚守，以及义乌“拱辰门街”的重新命名，都折射出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情怀，都证明了文化自信始终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力量始终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前段时间，看到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位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的消息，以及国台办发言人郑重表示联合演训是对赖清德当局猖狂谋“独”挑衅的坚决惩戒、对“台独”分裂势力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的严正警告，不禁想起台湾高雄、新竹、澎湖地区的拱辰门及城门上高悬的“拱辰”匾额——古训在耳，怎可数典忘宗！

人在西宁，看着身边的拱辰门，想着各地的拱辰门，眼前浮现最多的，总是千里之外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上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

天南地北拱辰门，古往今来大一统。我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