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多情似故人 | 《康熙的红票》：从一张尘封三百余年的纸张说起…… | 农银融媒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时期发往欧洲的谕令。这份印刷品宽39厘米，长93厘米，精美大气，呈朱红色，于1716年由康熙内务府印刷，发放给当时的欧洲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这张谕令便是本书的主角——康熙的红票。

那场拍卖会是红票第一次出现在内地。红票本身内容很简单，康熙质问欧洲：“为什么我派出去的两组传教士人马至今未归，也没有任何说明？”表面上看，这是一封康熙年间中西方交流的普通信件，但是整个大清的官修史书均未提及与红票相关的内容，为这张尘封三百余年的纸张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康熙的红票》这本书实际上要回答三个问题：传教士在中国一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为什么能进入到帝国的核心圈并且影响着帝王？当时的西方文化、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效果几何？基于此，作者以红票为线索，以康熙的一生为主线，以几次重点事件为背景，徐徐展开叙述。将人物穿插于事件中，将事件映射在不同人物身上，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一次中西方文化的对话。

这张红票，表面上看，是康熙因等待他派出的传教士团队未归而被迫发送的公开信，从深层次来看，则反映出康熙渴望传教士带回最新信息，体现出他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热切期望。

初读此书，我首先是带着疑问去寻找历史的答案。自古以来，人们常认为康熙因对西方科学感兴趣而留住了传教士，但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作为当时的帝王，康熙不会无缘无故对外来文化上心，甚至于坐在马车上都在思考代数问题。学数学的人都会问：学习代数有什么用？对于当时的帝王来讲，亦是如此，康熙学代数究竟有何用？因此，只有当传教士这一群体真正进入帝国核心圈，并且长期以“主仆”关系维系好与帝国核心圈层的纽带，帝王才会信任这一群体，进而才会逐渐受到这一群体的影响。书中提到，传教士从明清交替之际就开始布局，希望能得到帝国官方的认可，而他们能够进入帝国核心圈的根本原因在于进入了内务府——帝王的个人圈，成为了帝王的“自己人”，西方文化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因此逐步走上了快车道。

再读此书，我开始从细节处去品味历史的温度。从帮助清朝军队建造战车，再到帮助大臣和外国谈判签订条约，一个又一个细节，呈现出传教士这一群体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较为核心的一处细节是康熙应对欧洲教会派来的使者讨论中国传统礼仪的问题。这本是教会之间的“家事”，而康熙的参与就表明他早已把身边的传教士当成了“自己人”。在谈判时，康熙软硬兼施，明面上口头威胁，暗中假装抓人，最后成功攻破对方心理防线。现实中，商业谈判及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亦是如此。如何在交流中稳住阵脚，历史早已给予了我们答案。

《康熙的红票》是一部值得反复回味的作品，它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也为我们补充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历史的评判既包含当事人的主观感受，也包含后人更为全面、综合的评价。如今，我们无不惋惜康熙时期兴起的科学文化最终被迫中断，进而改变了整个近代史的进程。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我们无法预测一个偶然事件所带来的变量，唯有把故事与细节更好地还原出来，剩下的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