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人物访谈——彭四平 | 商洛日报

　　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经历了一个确立自我意识及寻求文学新变，从而在写作上自我突围的漫长过程。

　　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十二三岁时在表哥家里读完《禾场上》。这篇小说之所以让我震撼，是因为写的就是我所生活的乡村场景。从此，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阅读改变兴趣。大约十五六岁，我一口气读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小说塑造了16岁女中学生安然的鲜明形象，在她身上一切都很简单、自然、透明，虽然她还有些幼稚，但又那么美好与真诚。作品后面附有“创作谈”，作者铁凝居然不满25岁。读完这篇小说，让我对作家这个职业充满着憧憬。

　　如何才能成为作家？我写信向《黄金时代》杂志请教。他们委托广东省作家协会一位老师给我回信：“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并非易事。首先，要有牢固的基础，其次，要有广博的知识，还要有深刻的分析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字及文学基本功，是不可能成‘家’的。如果你真正热爱文学，那么应该打好基础，即平时多看书，多练写作，坚持不懈，直至向大学文学课程进军。当然，社会实践是很重要的，生活是一切文学与艺术的源泉，要热爱生活，熟悉和理解生活，才能写出好作品。”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系统地阅读了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德伯家的苔丝》等作品。同时老师还给我订了一个学习计划，阅读指定的作品提高文学鉴赏水平，通过段落、字词的训练提高写作能力。时间久了，我发现阅读和写作是相辅相成的，阅读促进写作，写作反哺阅读，达到一定的阅读量后，自然就有写的冲动。我的散文被《大学生》杂志首次发表，自信第一次击败了我的自卑。

　　不过，没高兴多久，我又陷入写作的痛苦之中，总感觉自己的文字干涩、枯燥，缺乏文采。1994年我就此问题请教汪曾祺先生，他说，作品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语言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

　　顺着这个思路，我开始写中篇小说《别一种逃离》。很快，我就进入了角色，与小说中的人物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们向我诉说自己的不幸和有幸、欢乐和悲哀、得意和挫折……我和我小说里的人物在一起，倾听他们的诉说，分享他们的欢乐，甚至为他们的命运而伤心落泪。

　　通过创作，让我体会到塑造人物，不可能依照自己的喜好，而是人物有自我的命运走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你要和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要对他有清醒的认识。

　　后来，这篇小说以叶子的笔名在《市场指南报》连载，也许写的是企业改制之争，受到读者的青睐。《中华文学选刊》杂志社还派一名编辑到武汉与我协商，建议扩写部分内容给他们刊登。我在修改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江郎才尽，仅有一点的社会经验，也被屏蔽了，语言严重匮乏，只好作罢！

　　于是，我另辟蹊径，尝试在传记文学领域探索一片天地。《记者穆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被国务院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在泥土中绽放青春》，也被新华出版社出版。此后，还写过《院士的中学时代》的部分篇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主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而发声，不用担心审稿要求、审稿周期，也不用在乎文体的规范、文辞的表达，更不用关心读者的多寡。“作家”从一个专业的名词，变得越来越大众化。同时也面临着唯流量、同质化、跟风化严重，创作精品率不高等问题。

　　当然，也有些看似是“业余”写手，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在纯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们擅于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的感悟，呈现出人与社会复杂的粗粝质感，尽管在语言、结构、技巧上有所欠缺，但并不妨碍他们借文学表达真情实感，以及对社会的独特观察。这种来源于生活的文学作品，浓缩了普通人的生活智慧和巨大的生命能量，见证生活的酸甜苦辣和时代的众生百态，真挚而动人，已成为我国新兴的文艺群体和不可忽视的文艺力量，不仅给当下文坛带来一股鲜活气息，而且还有着可复制性，展现各种有趣的灵魂和复杂的人生经验。

　　也许，每个普通人的“文学作品”，都承载了这个时代丰富的细节和饱满的情绪。

　　对于传统纸媒，我觉得还是要持乐观的态度。只要阅读的人群在，只要知识消费是常态，大家对其是否存在没必要悲观。未来，纸媒是拥有一个家，或者只是一个房间，那就看如何在变化中找到生存之道，把危机化成机遇了。毕竟在人人写作时代，写作者的数量在激增，他们的作品虽然无法直接登上文学期刊，但新媒体给了他们表达的平台，展现他们生活里的沉淀。如果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这种表达没有与外在的世界产生文学性的连接，那它就是失败的。于是，他们中间就有一些人会转向传统纸媒投稿，那是代表规范、权威的象征。只要文字不死，纸媒就不会灭亡。

　　任何一位作家在写作时，绝不会凌驾于生活之上写一些云里雾里的东西。他们知道，只有朴实的生活才是写作的源泉。纵观当代哪一位作家的经典之作不是来源于他熟悉的生活。譬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贤亮的《绿化树》、迟子健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一批优秀的作品，都是他们所处或所经历的生活的高度提炼。

　　刘庆邦似乎是一个例外，他对自己的写作，有着多数作家缺少的较为明确的职业定位，那就是“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职业”在这里衍生出两个概念，一个是业余作家所从事的职业，另一个是专业作家创作的职业方向。前者在工作之余业余写作，后者是从事专业创作。无论作家以何种职业谋生，他们所依托的知识谱系和生活阅历，都会在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显现出来。

　　以鲁迅和钱锺书为例。鲁迅在《故乡》《祝福》等小说中，我们时时可看到他的生活阅历若隐若现，不过仔细揣摩，发现鲁迅严格控制着叙事的边界，没有将生活中的点滴、杂碎渗透到小说的叙事中，而是过滤掉无用的信息，留下被自身关注的信息，成为写作素材。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我们则看到不一样的写作风格。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从国外归来，意外收到了三闾大学的聘书，欣然欢喜，满心期待前去，历尽艰险到达后，却发现，这只不过是另一座“围城”罢了。

　　《围城》之所以成为经典，是钱锺书深入到生活内部，用心感受每个“此刻”的普通人与时代建立连接，并以多元的视角，不断观察、体验、思考和创作的结果，他用写作本身达成有效的共振，既提供理解时代和社会的一种知识路径，也彰显文学的丰富可能性。

　　故此，我们从鲁迅和钱锺书身上，可以看出，生活、职业与写作是相得益彰，但也有一定的边界，就像芝麻、磨工与香油，唯有把生活中的人、事、物慢慢研磨，才能酿成浓香四溢的香油。

　　经过多年持续对各种文体进行探索后，发现自己缺乏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不擅长写小说。由于想象力的缺失，也不适合写诗。相反，我对写非虚构作品则游刃有余。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许多文论学说，比如“情志统一说”“动情说”“诗缘情而绮靡说”“性灵说”等。一言以蔽之，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指导自己的创作。我琢磨着，思考着。我早期的散文是从亲人、故乡等题材入手，虽然写得平和、舒缓，如食橄榄，留有余味，却抓不住味蕾。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本质而言，是专写好的片段，好的表象，诱导人们沉醉于美妙的理想，忽略了文学不全都是“春和景明”，还有“感极而悲”！

　　后来，书读多了，发现散文是以情取胜。譬如《史记》中有些“列传”，本来都是叙事的，但在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再譬如朱自清《背影》，实际上它是寓共情于个性，揭示出人伦之大情。好的作家，他们的散文写得纵横捭阖，运筹帷幄，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他们力求创新，不重复，不窃喜于小巧小技，沾沾自喜，而是创新、创造，在引进、吸收、对比、重构中完成自己的作品。读他们的散文，如饮佳茗，香留舌本；如对良友，意寄胸中。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似乎成为文坛的新宠。虽然它不像小说、戏剧那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不需要虚构人物、场景、情节，也不像诗歌、散文那样抒情，但其难度在于“原生态”呈现。正如书法中楷书的间架结构易掌握，而笔力却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揣摩才可意会到，如果没有一定的观察能力和领悟能力，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怎样让自己的非虚构作品“活”起来，我进行马拉松式的训练，曾到古典文学中找思路，同时又阅读当代文学吸取新营养。为此订了许多期刊，包括《今古传奇》《中篇小说选刊》。这种定向爆破的学习方式，就如生物变异，确实能激发出自己想象不到的新思想、新情意、新文章。

　　持续提升自己写作能力，目的就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用写作回答时代之问。

　　记得梁衡老师在讲授“新闻与文学”时说，什么事能激励最大多数的人？只有当时当地最大之事，只有万千人利益其存在之事，众目所注，万念归一，其事成而社会民族喜，其事败而社会民族悲。以前自己沉湎小我之中进行创作，没有领悟到文章中的新思想才是作家生命的增长点。今后，我将围绕大事、大情、大理来写，力争写点有磅礴正气、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