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荔枝历史上名最著者，自然是罗浮山荔枝无疑。
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以“讥讪先帝”之罪贬谪惠州，乘舟南下至广东清远，遇见一名姓顾的秀才。在此之外，苏东坡对于朝廷“安置”他的地方——惠州，除了传闻中的“恶远军州”之外，其实并无具体的了解。可以说，这时苏东坡的心情与唐代韩愈被贬潮州时的心情差不多，“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但是在清远，苏东坡的顾虑被顾秀才打消了。这顾秀才得知眼前这位一代文豪要被贬去惠州，曾经到过惠州的他便向苏东坡热情地介绍“惠州风物之美”。于是，苏东坡就写了这么一首对惠州充满向往之情的诗作：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
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6月19日，《惠州日报》刊发首届东坡粉丝大会暨2023惠州东坡文化旅游周活动专题报道。
还没到惠州，苏东坡就对漫山遍野、鲜红如野火燃烧的荔枝充满想象。这时，他甚至立誓要到罗浮山一行，拜访世传尸解升天的葛洪（稚川），尝一尝高僧竺法真笔下“甘酸宜人”的罗浮荔枝。
罗浮山荔枝历来是古代文人的吟咏之物，自古文人雅士说起罗浮，大多会想起山上那遍野的荔枝。如《全唐诗》有殷尧藩《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晚唐五代文学家黄滔也有《寄罗浮山道者二首》诗：“谁到月明朝礼处，翠岩深锁荔枝烟。”在黄滔笔下，罗浮山的荔枝已不仅仅是令人垂涎的佳果了，更是让人神往的胜景。到了明初岭南才子孙蕡的《忆罗浮诗》，已有“罗浮此日南薰转，无数漫山荔子红”之句，可见荔枝在罗浮山的种植规模。
关于罗浮山荔枝最早的记载，可能是载于《齐民要术》的竺法真《登罗浮山疏》：“荔枝冬青，夏至日子始熟，六七日可食，甘酸宜人，其细核者谓之‘焦核’，荔枝之最珍者也。”竺法真，所在时代和生平如今已无可查考，但是从文中提到“元嘉末”的字眼，可知他大概是南朝宋末到齐、梁之间的高僧，距今大概也有1400多年了。
自竺法真之后，罗浮山荔枝声名鹊起，屡屡见于岭南历代著名地方史志之中，如唐代的《岭表录异》、宋代的《南越志》等。对罗浮山荔枝记载最为详细的，还要数历代的罗浮山志。明代博罗人韩晃所著的《罗浮野乘》如是记载：罗浮山荔枝“种类甚繁，为闽粤佳果。前人品题亦不胜载悟。罗浮所产有焦核者，皮壳殷红，肉莹寒玉，味最珍美。”《罗浮野乘》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权威、详尽的罗浮山旅游手册，它对罗浮山荔枝的宣传，可谓开了先河。
惠州西湖景区东坡居士吃荔枝雕像（资料图片）。
苏东坡咏荔枝最有名的诗篇当数《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首家喻户晓的吟咏岭南荔枝的名句，堪称岭南风物千古不易的广告词，至今仍脍炙人口。自苏东坡之后，来到岭南的外地官员最想吃到的水果就是荔枝。
到了清代，史志对罗浮山荔枝的记载更为具体。据清宋广业所著的《罗浮山志会编》记载：罗浮山荔枝“树高五六丈如桂，而绿叶青花朱实，实如水晶丸。……荔枝未熟，人未采，则百虫不敢近；才采之，则乌鸟蝙蝠之类无不残伤。”在清吴骞所著的《罗浮纪胜》中更详细提到了罗浮山荔枝的种类，“考荔有多种，曰黑叶，曰大荔，曰田岩，曰进奉”。
时至今日，“大荔”“田岩”“进奉”等珍贵品种恐不再存世，但今天的罗浮山荔枝并不缺乏优良品种，如“桂味”，清甜甘冽，细核如米，称得上是岭南佳果之中的佼佼者。正如清代《岭南荔枝谱》所说：“桂味与挂绿同时，然挂绿以名著，多赝，不如桂味之真也。”
人们赞美荔枝，不仅因其甘甜可口，更因它有很好的药用价值。我国历代医书对此都有记载，如《玉揪药解》《医林纂要》《普济方》《随息居饮食谱》等，均讲述荔枝甘温滋润，最益肝脾精血，阳败血寒，最宜此味。当下罗浮山荔枝正新鲜上市，四方来宾何不“日啖荔枝三百颗”，既追思前贤，又能好好养生一把，何乐而不为呢？
惠州日报记者严艺超
世界荔枝看中国，中国荔枝看广东。惠州是全省荔枝四大主产区之一，拥有百年荔枝古树2.5万多棵，种植荔枝总面积约35.7万亩，占全市水果种植面积的29%、广东荔枝种植面积的10%，大年产量可达10万吨。经过多年扶持培育，惠州现拥有“镇隆荔枝”和“罗浮山荔枝”两大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其中“镇隆荔枝”取得全国首个荔枝GAP认证。特别是近些年，惠州坚持品牌强“荔”，构建大宣传格局，主打东坡文化IP，打响惠州“镇隆荔枝”的高端品牌——“东坡荔”，赋予荔枝精神价值内涵，大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延伸荔枝产业链，推动荔枝产业持续兴旺，助力农户丰产丰收。（跃文）
↓ ↓ ↓
首届东坡粉丝大会
暨
2023惠州东坡文化旅游周活动
明天启幕
被苏东坡寄予厚望的东新桥
润泽遗千载 一桥连两城
对于老一辈惠州人来说，再没有一座桥比东新桥更具有历史意义。除与大文豪苏东坡息息相关，东新桥还决定着惠州古城的格局：桥的东面叫桥东，桥的西面叫桥西。
惠州古城格局向来以“一街挑两城”著称，其实在古人眼里，“一桥连两城”才是最为直观的第一印象。如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送梁言公之惠州》：“秋水明诸壑，官桥带两城。”清代沈大成《惠州》诗句：“市桥连百艇，水驿夹双城。”又如黄钊《八月十四夜舟抵惠州登合江楼拜坡仙像作》诗句：“双城断要脊，玉带桥联虹。”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来到惠州，对惠城的第一印象是“两城夹峙江之头，两城交通浮桥由”。
古代的惠州府城和县城，被西枝江相隔，入宋后两城交通只能靠一座浮桥连接。据《岭南科学技术史》记载，宋代广东省内建造的桥梁，一是用岩石砌成的石桥，二是用木为墩支撑的木桥，三是用舟船贯联的浮桥。在惠州，北宋时期由一道一僧主持兴建的东新浮桥和西新木桥，构思之新颖，用料之讲究，技术之成熟，堪称广东桥梁史上的代表作。特别是东新浮桥，宋代粤东江河上此桥为最早，比潮州南宋所造湘子桥早七十多年。
东新桥是东坡寓惠期间促成的一件重要的民生实事。在此之前，两城之间的浮桥多废坏，人们往返两城只能靠小船渡江，经常淹死人。要为惠州百姓修建一座稳固的浮桥，成了东坡的心头大事之一。然而，东坡作为安置惠州的谪宦，手中并无实权实施修桥大计，直至东坡的表兄程正辅于宋绍圣元年（1094）末到任广南东路提刑，修桥之事才迎来转机。
宋绍圣二年（1095）三月，程正辅首次“东按”惠州，此行不仅让东坡从破败的嘉祐寺迁回了合江楼，两人还同游了博罗香积寺，又与惠州太守詹范、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等一起商议筹建东新桥。次年五月，东坡致信程正辅“老兄留意浮桥事，公私蒙利……若蒙支与，则邓道士者可以力募缘成之矣。……但邓君肯管，其工必坚久也”，力推邓守安主持修桥之事。得到程正辅的支持后，东坡即邀请邓守安来惠商议。两个月后又致信程正辅：“本州近申乞支阜民监粪土钱用修桥，……此桥不成，公私皆病，敢望留意。”同月第三次致信请程正辅“示谕修桥事”，对此事紧追不舍，并强调修桥经费“若减省即做不成”。修桥经费不足，东坡就捐犀带助之。在东坡寓惠期间的书信之中，与修桥事相关的竟有十余封之多，可见东坡对修建东新桥的执着态度。
古东新桥（资料图片）。
宋绍圣三年（1096）六月，颇费周折的东新桥、西新桥终于建成，东坡大为欣喜，特为作《两桥诗》，其中《东新桥》曰：
群鲸贯铁索，背负横空霓。首摇翻雪江，尾插崩云溪。机牙任信缩，涨落随高低。辘轳卷巨绠，青蛟挂长堤。奔舟免狂触，脱筏防撞挤。一桥何足云，欢传广东西。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鱼龙亦惊逃，雷雹生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奸民食此险，出没如凫鷖。似卖失船壶，如去登楼梯。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岂知涛澜上，安若堂与闺。往来无晨夜，醉病休扶携。使君饮我言，妙割无牛鸡。不云二子劳，叹我捐腰犀。
自注：二子造桥，余尝助施犀带。我亦寿使君，一言听扶藜。常当修未坏，勿使后噬脐。
这座东新桥是由木船架板的铁索浮桥。在《两桥诗》引序中，东坡说到东新桥时曰：“惠州之东，江溪合流。有桥多废坏，以小舟渡。罗浮道士邓守安始作浮桥，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由此可知，东新浮桥由四十艘木船用铁索联系，上架木排板行人。浮桥中部用一活动的吊板，留开一个闸口，每天定时把吊板吊起开闸让过往船只通过，浮桥随江面水位升降。苏轼《东新桥》诗云“群鲸贯铁索，背负横空霓”，形象地展现出雨后江上浮桥的奇观。
东新浮桥建成后，成为惠州府县两城唯一的交通要道，历代修葺不废。直至1938年，沿用了800多年的浮桥才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的现代桥梁。这座被东坡寄予了厚望的桥梁，在惠州百姓的悉心照料下，虽历尽近千年沧桑，却一直保持通行，维系着两城百姓的生计，见证着古城的更迭与变迁。
惠州日报记者严艺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