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等多重催化下急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升级的各类业态，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数字鸿沟、隐私泄露也让我们暴露在更多的风险中，特别是老人、青少年等脆弱群体，更容易成为金融诈骗、非法网贷的重灾区。
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让更多人善用金融工具来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一愿景看似简单，却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难题。
“当前，民众对金融知识的理解过于狭窄，以为金融知识就是金融理财的知识，而且希望通过金融教育提高自己的投资理财收益，这实际上是民众对金融教育的一个认知误区。”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院长李国武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教育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系统性工程，面临着资源投入、教育模式、公众认知等多维度的挑战。
银发金融教育“慢”普及
商业银行打头阵
金融教育人人需要，但谁最为急迫？在李国武看来，从生命周期视角来看，青少年、老年人由于处在人生重要的财务转折点，应被视为金融知识普及的重点人群；从风险与支持的匹配度视角来看，农民、产业工人、新职业群体等由于社会支持网络不足，也应被视为金融知识普及的重点人群。而相应的金融教育服务可以依托社区、学校和小微企业等场域开展。
Visa中国区普惠金融与教育项目负责人王东也持相似观点。他表示，应建立起包容、健康、韧性的金融韧性社区。“关注社区居民的金融健康，从社区居民、老百姓生活入手，开展金融技术的普及。”他建议，要为社区的老年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金融教育支持，即中国人民银行关注的“一老一小”特定群体以及小微企业，提升这些脆弱群体抗风险的能力，增强社区韧性。
深入社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上述需求。《金融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银行都推出了“社区支行”，以便更好地服务老年客户和周边小微商户等群体。
“近几年我们开设的新网点，基本都是以社区为核心。”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洪伟介绍说，“从零售业务搭建角度，这是一个好的位置选择。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围绕着养老金融服务发力，更贴近老年人。”
和深入中央商务区(CBD)的网点不同，开在社区旁边的社区支行和综合网点，其主要受众是老年人，不少老年人的子女不在身边，他们对手机等智能设备操作不熟练，更愿意把银行当成一个“落脚点”，一个可以交流的地方。
在浦发银行北京分行雍景支行，《金融时报》记者看到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沙发等候区和工作人员聊天。这家支行的前身是雍景四季社区银行，成立于2015年，并于2022年初升级为零售专业支行。明星客户经理王凯已在该网点工作了7年。他表示，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帮一位亲人住院的阿姨收集废品换钱、疫情防控期间给独居老人点外卖并送上门、花3个小时“劝退”一位阿姨在网贷平台追加投资……如果一定要用“效率”来衡量他们的工作，肯定不如大多数其他网点。但工作人员和这些老人相处得像家人一样，也正是这样的亲近，让金融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
从孩子抓起
社区教育逐步渗透
当然，仅有金融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能去网点办理业务的人大多具备了基本的金融常识；另一方面，这种陪伴式的服务极其“奢侈”，大多数网点只有3到6个员工，难以形成系统性的培训。
现实约束下，从社区出发，从孩子抓起的金融教育更显重要。
在这种背景下，佰特公益（以下简称“佰特”）期待能补足这块空白。他们结合经济生活的多元场景，通过培训学校和社区金融教育工作者，在乡村小学、城镇社区推出了“阿福童财经素养教育”（以下简称“阿福童”）。
根据佰特的文雪珍介绍，“阿福童”设置了三个系统，第一个包括德育系统和阿福童“银行”，第二个是超市，第三个是创业板块，分别对应着赚钱、花钱和创业三个模块。“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行为制定，并统计好相应积分，以备到阿福童银行兑换。”文雪珍解释，积分兑换的过程实际上是模拟现实中的银行系统，让孩子通过把自己的行为积分兑换为“系统货币”，真实感受“赚钱”以及存钱、取钱的过程，从而理解钱的流通和钱的循环，形成正确的金钱观和财富观；花钱系统则旨在通过超市交易的各个环节引导孩子们学会计算、学会花钱，知道钱物交换的概念；而创业系统最为复杂，也考验着基层实践者的智慧。
来自南宁市同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黄丽蓉就是上述理念的实践者。作为一个社会公益组织，黄丽蓉希望能让她所在社区里的孩子们从小树立正确的财商观。围绕阿福童计划的框架体系下创业模块，她根据所在社区的特点进行了升级。
“我们服务的地方是城中村，一个特点就是流动商贩很多。我们会带孩子们去采访小超市，带他们去摆摊，来体验实际经商的感觉。”黄丽蓉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在义卖摆摊活动结束后，她会带着孩子们复盘——“我们去的那个地方人够不够多”“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顾客喜欢的”……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了选址、选品的问题，并开始讨论“如果原地摆摊‘赚不来钱’，要在多大半径内走动去吆喝”。于是，后来的活动中，他们都提着篮子，成了流动商贩，会主动逢人推销。而赚钱后，大家也会一起讨论怎么花，形成一套自发的活动。很快，一些孩子组成了一个“团队”，并对黄丽蓉表示：“我们不叫团队，叫公司，老师你帮我们组成一个财商公司吧。”
面对这样的需求，大学刚毕业不久、只在社工机构工作过的黄丽蓉也犯了愁。她回忆，为了搞明白公司如何运作，她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社区里一些企业采访，了解一个公司的架构、运转等。而在此过程中，金融教育、金融产品就开始实实在在融入了孩子们的生活，变成他们的个人能力，金融教育也在不断迭代升级。
产学研结合
共创金融教育联动模式
财商教育、金融教育探索正在起步，可是放眼全国，更系统、更全面的落地有赖多方联动。
“当前，金融服务与百姓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不断推陈出新的金融产品让百姓眼花缭乱，因此发展好金融普惠教育迫在眉睫、意义重大，需要多举措并行、多主体积极参与、特别是多学科联动。”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范卫宏强调，探讨和共创可持续社区金融教育联动模式，是中央财经大学在跨学院合作和产学研结合方面进行的一项积极实践。
从活动发起者、资源聚合者角度出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社区事务总监张绪彪表示，践行跨界一直是该行金融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则。“通常来说，汇丰是普通项目的发起方、资助方，同时也是聚合者。”他介绍，在推动项目落地时，一般会邀请各个领域的组织者，包括社区发展、金融教育、养老产业、环境保护等领域，期待各行各业参与，通过跨界产生新的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系统性、长期性项目，金融教育有赖于产、学、研以及社区、公益机构等多方参与。在和多位从事金融教育行业的业内人士沟通时，《金融时报》记者发现，从设计层面到实际落地，这涉及社区友好、活动友好、人友好和制度友好四个层面的重要内容。
从最直观的层面来看，一个“社区友好”的金融教育活动有赖于社区的配合、志愿者的参与以及具有赋能能力的专业运营机构支持；“人友好”则要求构建社区儿童赋能，让更多孩子可以平等享受资源；“活动友好”包括但不限于前文中设计的各类能充分照顾儿童、特别是弱势人群需求的活动；“制度友好”则是把所有人友好、空间友好形成制度性的保障，加以规范。
简单的“1+1+1”并不可行，跨领域的协同极为复杂。以金融知识进校园为例，这个看起来“多赢”的设想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困难。北京教育学会创造教育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财经素养研究专家团队成员卓思廉告诉《金融时报》记者，中国教科院构建了一套财政素养框架，但在实际推动层面遇到了困难。
在他看来，财经素养的推进非一日之功，“进校园”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不能好高骛远。“我们应该给财经素养分层，逐级推进。”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要区分财经素养教育与财商教育两者的关系；而实践中，财经素养教育要与现有课程结合,要与课标结合，不要搞出两套体系，耗时耗力，也不容易推广。
专业人才匮乏也成为限制金融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从事相关工作的志愿者提出：“现在很多学校或社区的金融教育都是由班主任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兼顾的，而这类群体可能身的金融知识就是不足的。”从现实需求看，从事金融教育相关的工作者需要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出色的实践能力，知识结构上以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为基础，融入金融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实践能力则要能将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经济行为、组织行为、管理实践、金融服务和公益慈善等方面。而现有的教育体系中这样人才极为稀缺。
目前，不少高校已关注了这一困境。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和广东财经大学等高校，已纷纷开设金融社会工作课程和设置金融社工培养方向。
“我们认为，今后金融社会工作可以更多依托社区、学校和小微企业等场域开展面向不同群体的金融教育服务。”李国武乐观表示，经过近10年的发展，金融社会工作领域专业教育也在加快发展。“这不仅有助于解决金融教育主体力量不足这一‘第一公里’的问题，还能够通过社会工作的服务触角实现金融教育服务贴近公众、贴近生活这一‘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他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