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印发至今已有五年。这期间，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理论与实践均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如何理解中国的预算绩效管理与西方绩效预算概念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未来，进一步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仍需对上述概念加以阐述和比较。

西方绩效预算理论主要基于预算政治性特质，理论假设集中在绩效评价结果应影响立法机构的预算决策结果。绩效预算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西方国家，受到当时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改革运动直接和深刻的影响——推动者希望用理性模式改善预算配置结果，即绩效评价结果应该与立法机构预算决策建立起完全影响型的关系。此概念因凸显政治向度而获得议会等预算决策方的认同，并在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得到推广，随后逐步由国际组织推介至发展中国家。

但是，最近十多年间，随着实践的推进，西方学者们一直在反思绩效预算的这一潜在假设前提是否合理。因为，基于绩效预算概念基础上的各国改革实践并不完全成功。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绩效评价结果无法真正对预算资源配置产生直接的或实质性影响，尤其对立法机构预算决策的影响更为有限。同时，绩效预算作为一种行政管理工具，在管理领域的效果较之政治领域的效果更为显著。

更有研究者指出，未来绩效预算应该从单一政治向度向多向度拓展，不仅关注立法与行政之间的政治博弈过程，更要重视绩效信息对行政部门内部管理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西方绩效预算概念及其理论的发展方向，包括对其潜在假设的反思，已经开始从关注其政治性的单一向度，转向兼顾政治性和管理性的多个向度，尤其关注绩效预算在预算管理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意义。

我国预算绩效管理理论主要基于预算管理性特质，理论假设集中在利用绩效评价方式改善预算管理过程和组织文化以及参与各方的能力与认知等方面，并不把直接影响预算分配结果设为唯一目标。我国的预算绩效管理首先作为一个政策性概念，集中反映了我国预算管理制度创新实践中所具有的鲜明本土化特征，即以管理向度为初衷推动改革并逐步向政治向度扩展，但始终以改善管理领域的问题作为主线。各级财政部门在政府内部宣传和推动政府预算（包含政策、部门、项目多个层次）的绩效管理改革，从事后评价逐步拓展至事前评估，从部分财政支出项目拓展至全口径的财政资金，从单一项目拓展至部门整体，通过主动公开，引导并激励各级人大和公众加强关注和监督，转而进一步推动部门自身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能力与水平。

不同于西方绩效预算概念，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概念以管理向度为初衷和主线，逐步扩展至政治向度并促进两者协同。预算绩效管理概念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凸显了其作为行政主导的预算管理工具的重要地位，这是西方绩效预算概念此前没有特别关注，但目前开始重视和强调的内容。

由此可见，近年来中西方概念发展有殊途同归的趋势：均强调预算资源配置只是可能产生有效结果、提高资源使用效益的开始，若要真正实现绩效目标，必须在执行、管理、监督等公共预算的全过程，贯彻绩效理念、使用绩效方法，构建讲求绩效的组织文化。

基于以上分析，未来我国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应持续推进管理向度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重视以评价来促进组织管理能力提升，激励改善管理制度、行为与能力。二是重视多元化而非一元化的绩效管理，根据政策或项目、政府及其部门层级特点定义绩效的具体内容、管理的具体策略和评价的具体方法。三是重视结果与过程的因果关系，强调结果以及影响结果的各类过程性因素的重要性。四是重视公开与问责，提高部门改善绩效的积极性，增加政府内部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对话、沟通与交流。五是重视激励基层，重视改革中基层公务人员和公共服务直接提供者的经验，通过符合实际的制度设计，赋予各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必要且合理的自主权，激励他们提高绩效。六是重视学习并不断推进组织文化建设，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财务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