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冰 文/摄

　　创建于1927年的河南博物院，现有馆藏文物17万件（套）。除“妇好鸮尊”“武则天金简”等镇院之宝外，这里还有不少与税有关的文物，比如杨国忠进奉银铤、金代盐税银铤、聂北铺出门税银铤等，在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也揭示出一段段文物背后的税史故事。今天，我们主要看看唐代杨国忠进奉银铤。

杨国忠进奉银铤

　　许慎注《淮南子》云：“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曰铤。”银铤，可以理解为银块、银锭。自唐代以来，银铤作为古代的流通货币，被国家储备、民间窖藏，甚至作为上供、进奉的礼品，大多錾有铭文、标记。到了宋代，渐次演变为国家和地方税收特种货币，是税收的一种缴纳“凭据”。

　　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杨国忠进奉银铤，长32厘米，宽5.4厘米，重约2.05千克，1970年在洛阳隋唐宫城北郊出土。银铤体呈长条形，上端弧形，下端直边，铸制，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臣杨国忠进”。

　　据河南博物院工作人员介绍，这件银铤是杨国忠献给唐玄宗的税银（纳入内库，供皇帝私人使用），有确切纪年，所载杨国忠的官职等内容皆与史料记载相符合，所刻铭文涉及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从一个侧面向世人揭示了这段历史。

　　自开元盛世以来，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发展，唐玄宗逐步沉溺于盛世之中，生活日益奢靡，对金银等贵重金属也越来越贪图。当时，朝廷的仓库主要分为两个：左藏和右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记载：“右藏署令掌邦国宝货杂物，而天下赋调之正数钱物则皆归左藏也。”

　　杨国忠为了巴结唐玄宗，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更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搜刮，以填充左藏。他通过改革赋税，要求将地方向中央进贡的各种重物都折为轻货，将该收的钱粮、布帛等实物折变成白银用于进献，以供皇室。

　　杨国忠进奉银铤的发现，成为当时各种赋税上缴的例证，证实了史书上记载的杨国忠不断通过改革赋税的方式来为唐玄宗敛财的事实。另外，各地节度使等官员也争相效仿，极力搜刮民脂民膏，以赋税或其他名义折变金银进献朝廷。此风盛行之下，全国各级州府、官吏加重了赋税，逐级进奉，均田制遭到破坏，农民负担沉重，无力承担租庸调制下的赋役义务，使国家逐渐陷入财政危机之中。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趁机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自此，唐朝元气大伤，由盛转衰。“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促避祸蜀地，左藏中的大量宝物被遗留下来。后因战乱不断，这些财物或流散民间，或被叛军掠走，或被埋入地下。这块银铤或许就因此流落到洛阳，并于1000多年后重新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