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我国消费增速下降，消费贡献率回落，消费增长乏力。要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的问题，还需从制约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入手探根究源，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制约消费的两大关键因素
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是居民消费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居民消费变化取决于居民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两大因素。我国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造成居民消费长期维持相对低迷状态的根本原因。数据显示，1991—2018年，我国GDP的年均名义增速约为15.1%，高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名义增速2.6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居民债务规模快速上涨是近年来制约居民消费持续增长的新趋势性因素。在居民收入长期增长滞后的同时，近些年来，受房价上涨的影响，居民债务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对居民消费新的制约因素。2006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债务规模约为2.2万亿元；到2021年第四季度，居民债务规模增长至70.3万亿元。居民债务杠杆率也由2006年的11.5%上升至2021年的61.6%。这一时期，我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迅速赶超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水平，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民债务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居民债务的快速扩张是把“双刃剑”。居民债务规模的提升会促进当期消费的增长，带来短暂的消费繁荣，但同时也会抑制未来消费，导致居民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动力缺失。特别是当信贷收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高负债对居民消费的负面作用愈发显著，对居民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也会越强。
此外，从居民的平均偿债能力看，我国居民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由2006年的25%上升至2021年的141.8%，这与居民债务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差距呈现“喇叭口”扩大的趋势。2021年，居民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较同期居民债务杠杆率高出80.2个百分点。
综上，我国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速，使得居民不能完全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又因住房价格高涨而高企，导致大量的居民储蓄资金沉淀在住房资产上，不仅削弱了其他类消费品的消费，还抑制了居民后续的消费能力。同时，疫后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固，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且我国城乡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也还不够完善，保障能力有限，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强烈。最终，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居民消费增长乏力。
现阶段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建议
现阶段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实现扩大内需目标，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重中之重，创造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先决条件。只有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才能为消费注入强大动能。具体而言，短期看，在花大力气助企纾困的同时，要加大对居民的直接补助力度。中期看，要通过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等举措，以就业促进带动居民增收。长期看，应进一步评估税费改革的效果，以总量减税来定调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后续优化调整。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这是提振市场信心，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根本之策。
第二，高度重视居民债务规模快速上升的问题，控制居民负债率持续上涨，避免居民部门继续加杠杆对居民消费长期持续增长的损害。中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新格局，其核心在于国内市场的大循环。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防止继续向居民部门加杠杆，提升居民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潜力，带动投资增长和结构调整。只有切实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总负债率，才能真正提高经济运行的稳健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具有明显的城市差异性。在控制总量居民债务杠杆率的同时，对于不同类型城市的居民债务杠杆率，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第三，在总体居民收入提升的前提下，着力于改善消费环境，包括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构建便捷消费平台、保护消费者权益等，让居民敢消费、易消费。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领域实现“保基本”和“优供给”。在确保“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基本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普惠性的非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推动消费在“恢复发展”的基础上“扩容提质”。
第四，促进居民消费的财税优惠政策要更有针对性。这种针对性既体现在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的区分，也包括对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消费群体的再分配导向差异。要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安排，缓解债务压力对其消费能力的“侵蚀”。同时，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将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增加一般消费品、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非住房产品和服务消费上。一方面，促进企业投资结构调整，形成相关服务和产品的有效供给体系；另一方面，以社会民生服务代替个人服务，削弱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
（作者系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