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增强经济活力的切实目标与思路
金融时报 2023-03-20 07:48:18

策划人手记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两会期间,就业、民生、民企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围绕如何做好稳就业,切实保障民生,如何优化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本期专家学者的解读很有启发,两会代表委员们的观点也值得关注。

尹志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采集家庭微观数据,聚焦中国家庭金融研究。承担国家自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科基金等项目10多项。获第二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教育部第七届、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日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尹志超教授在接受《金融时报》理论周刊采访时认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稳就业、增收入、保民生,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提高家庭消费水平需要扩大就业与增加收入

《金融时报》记者: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也是财富创造的源头活水。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这些都为就业稳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在您看来,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对家庭的深层次影响是什么?

尹志超:家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细胞,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主体。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有4.9亿个家庭。家庭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最近几年,由于就业、经营、健康等不确定性,家庭面临潜在的经济风险,脆弱性家庭不断引起关注。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关系千家万户。就业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其中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6.7%、4.8%,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依然偏高。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158万人。因此,就业总量的压力仍然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促进就业的任务更重。在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需要着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抓好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从家庭收入来看,关键是增加收入,适当降低中高收入家庭储蓄率,提高家庭消费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0733元、32189元、35128元、36883元,增长率分别为5.8%、2.1%、8.1%、5.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分别为26523元、27540元、29975元、31370元,增长率分别为9.0%、3.8%、8.8%、4.7%。2020年和2022年疫情对家庭收入的冲击非常明显。2019年至2022年,居民家庭平均储蓄率分别为29.9%、34.1%、31.4%、33.5%,疫情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上升,2020年和2022年尤其显著。此外,家庭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收入差距导致家庭消费分化,高收入家庭消费动力不足,中等收入家庭由于面临不确定性而进行预防性储蓄,低收入家庭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无力消费。

从家庭消费来看,疫情的冲击更加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1559元、21210元、24100元、24538元,增长率分别为5.5%、-4.0%、12.6%、1.8%。疫情冲击下,家庭收入增速下降,家庭储蓄率上升,家庭消费增速下降也就不难理解,甚至极端情况下还出现消费绝对水平的下降。从消费结构来看,中国家庭仍然有30%左右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因此,中国家庭消费水平还需提高,消费结构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家庭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相对关系可以反映家庭脆弱性。家庭脆弱性可以从财务脆弱性和贫困脆弱性两个维度进行衡量。

家庭财务脆弱性是指家庭总收入能够覆盖预期支出,但是流动性资产不能覆盖非预期支出。根据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21年财务脆弱家庭9720万户,约占现有家庭总数的19.67%。分城乡来看,城市脆弱家庭占比16.92%,农村脆弱家庭占比23.87%。因此,财务脆弱家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家庭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经过长期持续的精准扶贫,我国已经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脱贫。但是,由于家庭面临的潜在风险,脱贫家庭可能再次返贫。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用世界银行日均消费3.1美元的标准计算,2021年贫困脆弱家庭占6.82%,农村占比12.99%,城镇占比2.96%。因此,在全面脱贫以后,贫困脆弱家庭仍然需要高度关注。

由此可见,无论用家庭财务脆弱性,还是贫困脆弱性来度量中国家庭的经济风险,都存在不可忽视的一定比例的脆弱家庭。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农村、中小城镇、老年、受教育程度低等家庭更加脆弱,面临着潜在的家庭经济风险。因此,采取措施缓解家庭脆弱性,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缓解脆弱性的核心是收入,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就业。因此,需要从就业、转移支付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降低家庭脆弱性。

一方面,推动家庭数字化转型促进灵活就业。经济数字化转型势不可挡,家庭也必须适应这一趋势。通过新基建进一步扩大移动网络覆盖面,实现乡村全覆盖,通过对低收入群体提供购机补贴进一步普及智能手机。同时,通过教育培训,尤其是对老年群体、农村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加强相关知识培训,提高脆弱家庭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灵活就业。

另一方面,加大对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收入是家庭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等经济风险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对于低收入群体,通过转移支付可以帮助其托住生活底线,降低面临的潜在经济风险。可以在现有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转移支付覆盖面,并改进优化支付机制,降低道德风险,真正起到对低收入群体、脆弱群体的兜底保障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家庭层面来看,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采取措施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居民充分就业;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家庭收入差距;提升家庭消费水平、改善家庭消费结构;提升家庭消费意愿、适当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家庭风险应对能力,降低家庭脆弱性。

加快经济复苏需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用真招实策稳定市场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您如何理解稳定预期,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尹志超:企业是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一方面,需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更需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崛起,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为51.1%。综合来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企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巨大,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持。

近几年,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民营企业发展遇到一些困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融资问题,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一些民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力弱、缺乏抵押担保等原因,融资较为困难。对能获得融资的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中增加了风险补偿,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总体来看,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变。第二,成本问题,民营企业整体成本仍然较高。民营企业的基础资源费用、物流运输费用、企业税费负担、人力成本等都相对较高。第三,制度环境问题,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存在针对民营企业的项目和工程的准入限制。第四,政策调整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实税收、社保、环保等政策上“一刀切”,干扰民营企业正常经营,尤其是对规范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一些民营企业家坦言,生产经营的安全感不足。

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直接影响民间投资。目前,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50%,对投资具有决定性影响,也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降低到2.8%,此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振民间投资,2018年上升到8.7%,但2019年又下降到4.7%,2020年疫情之后骤降到1%,2021年反弹到6.4%,但是2022仅仅增长0.9%。总体来看,民间投资仍然不足,增长仍然乏力。民间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未来的预期转弱。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大力提振民间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小微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中小微企业既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提供大量物资产品和服务,又成为吸纳和调节就业的蓄水池,对我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1.14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带动近3亿人就业。个体工商户在第三产业中占比近九成,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是百姓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但总体来看,目前以个体工商户为主的小微企业经营还是比较困难。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民营企业的发展关键是要给民营企业家一个稳定的预期。最近几年,民间投资的急剧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为了给民营企业家稳定的预期,需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高质量的公平竞争制度,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保护民营企业产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法保障企业家权益等。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中国具有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市场机会多、市场潜力大,只要采取措施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就会不断增强。

促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

《金融时报》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一些基层财政收支矛盾较大,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您怎么看待一些地方债务和支出出现的压力,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激发地方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积极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尹志超:最近几年,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支出压力。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团队的研究,2016年至2018年全国存在“三保”(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缺口的县区占比在50%以上,其中,东部为30.7%、中部为56.6%、西部为66.9%。也就是说,县区本级财政收入很多无法覆盖“三保”支出,支出缺口都是由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弥补。疫情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增大。

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也非常庞大。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2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0618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8.5年,平均利率3.39%。此外,地方政府可能还存在一定规模的隐性债务。总体来看,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仍然较重。

疫情之后,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需要全面转向经济发展,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财政压力、债务风险只有靠高质量的发展才能最终化解。从制度安排角度来讲,在构建和完善地方政府约束机制的同时,需要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自主空间和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推动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有差别的政策促进经济快速恢复。

同时,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为地方政府的发展提供恰当的激励,包括在晋升、晋级、财政等不同层面的激励,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只要基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限量。

总之,新的一年里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要积极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快速恢复。从家庭层面来讲,聚焦家庭就业,提高家庭收入,降低家庭储蓄率,促进家庭消费,降低家庭脆弱性,既是短期的增长目标,也是长期共同富裕的目标。从企业层面来看,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营造好的营商环境,稳定企业家预期,大力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讲,营造宽松环境,激励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表明,营造良好内部和外部环境,调动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中国经济一定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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