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关系千家万户。就业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安全稳定的基础。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5%，其中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6.7%、4.8%，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依然偏高。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158万人。因此，就业总量的压力仍然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促进就业的任务更重。在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需要着力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抓好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从家庭收入来看，关键是增加收入，适当降低中高收入家庭储蓄率，提高家庭消费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0733元、32189元、35128元、36883元，增长率分别为5.8%、2.1%、8.1%、5.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分别为26523元、27540元、29975元、31370元，增长率分别为9.0%、3.8%、8.8%、4.7%。2020年和2022年疫情对家庭收入的冲击非常明显。2019年至2022年，居民家庭平均储蓄率分别为29.9%、34.1%、31.4%、33.5%，疫情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上升，2020年和2022年尤其显著。此外，家庭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收入差距导致家庭消费分化，高收入家庭消费动力不足，中等收入家庭由于面临不确定性而进行预防性储蓄，低收入家庭由于流动性约束而无力消费。

从家庭消费来看，疫情的冲击更加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1559元、21210元、24100元、24538元，增长率分别为5.5%、-4.0%、12.6%、1.8%。疫情冲击下，家庭收入增速下降，家庭储蓄率上升，家庭消费增速下降也就不难理解，甚至极端情况下还出现消费绝对水平的下降。从消费结构来看，中国家庭仍然有30%左右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因此，中国家庭消费水平还需提高，消费结构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家庭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相对关系可以反映家庭脆弱性。家庭脆弱性可以从财务脆弱性和贫困脆弱性两个维度进行衡量。

家庭财务脆弱性是指家庭总收入能够覆盖预期支出，但是流动性资产不能覆盖非预期支出。根据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21年财务脆弱家庭9720万户，约占现有家庭总数的19.67%。分城乡来看，城市脆弱家庭占比16.92%，农村脆弱家庭占比23.87%。因此，财务脆弱家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家庭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经过长期持续的精准扶贫，我国已经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脱贫。但是，由于家庭面临的潜在风险，脱贫家庭可能再次返贫。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用世界银行日均消费3.1美元的标准计算，2021年贫困脆弱家庭占6.82%，农村占比12.99%，城镇占比2.96%。因此，在全面脱贫以后，贫困脆弱家庭仍然需要高度关注。

由此可见，无论用家庭财务脆弱性，还是贫困脆弱性来度量中国家庭的经济风险，都存在不可忽视的一定比例的脆弱家庭。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农村、中小城镇、老年、受教育程度低等家庭更加脆弱，面临着潜在的家庭经济风险。因此，采取措施缓解家庭脆弱性，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缓解脆弱性的核心是收入，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就业。因此，需要从就业、转移支付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降低家庭脆弱性。

一方面，推动家庭数字化转型促进灵活就业。经济数字化转型势不可挡，家庭也必须适应这一趋势。通过新基建进一步扩大移动网络覆盖面，实现乡村全覆盖，通过对低收入群体提供购机补贴进一步普及智能手机。同时，通过教育培训，尤其是对老年群体、农村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加强相关知识培训，提高脆弱家庭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灵活就业。

另一方面，加大对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收入是家庭财务脆弱性、贫困脆弱性等经济风险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对于低收入群体，通过转移支付可以帮助其托住生活底线，降低面临的潜在经济风险。可以在现有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转移支付覆盖面，并改进优化支付机制，降低道德风险，真正起到对低收入群体、脆弱群体的兜底保障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家庭层面来看，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采取措施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居民充分就业；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家庭收入差距；提升家庭消费水平、改善家庭消费结构；提升家庭消费意愿、适当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家庭风险应对能力，降低家庭脆弱性。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崛起，201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为51.1%。综合来看，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企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贡献巨大，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持。

近几年，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民营企业发展遇到一些困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融资问题，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一些民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力弱、缺乏抵押担保等原因，融资较为困难。对能获得融资的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在贷款利率中增加了风险补偿，融资成本相对较高。总体来看，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变。第二，成本问题，民营企业整体成本仍然较高。民营企业的基础资源费用、物流运输费用、企业税费负担、人力成本等都相对较高。第三，制度环境问题，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存在针对民营企业的项目和工程的准入限制。第四，政策调整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实税收、社保、环保等政策上“一刀切”，干扰民营企业正常经营，尤其是对规范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一些民营企业家坦言，生产经营的安全感不足。

民营企业经营状况直接影响民间投资。目前，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50%，对投资具有决定性影响，也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降低到2.8%，此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振民间投资，2018年上升到8.7%，但2019年又下降到4.7%，2020年疫情之后骤降到1%，2021年反弹到6.4%，但是2022仅仅增长0.9%。总体来看，民间投资仍然不足，增长仍然乏力。民间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未来的预期转弱。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大力提振民间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小微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中小微企业既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提供大量物资产品和服务，又成为吸纳和调节就业的蓄水池，对我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月，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1.14亿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带动近3亿人就业。个体工商户在第三产业中占比近九成，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是百姓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但总体来看，目前以个体工商户为主的小微企业经营还是比较困难。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民营企业的发展关键是要给民营企业家一个稳定的预期。最近几年，民间投资的急剧下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为了给民营企业家稳定的预期，需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完善高质量的公平竞争制度，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保护民营企业产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法保障企业家权益等。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中国具有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市场机会多、市场潜力大，只要采取措施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就会不断增强。

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也非常庞大。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2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0618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8.5年，平均利率3.39%。此外，地方政府可能还存在一定规模的隐性债务。总体来看，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仍然较重。

疫情之后，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需要全面转向经济发展，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财政压力、债务风险只有靠高质量的发展才能最终化解。从制度安排角度来讲，在构建和完善地方政府约束机制的同时，需要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自主空间和一定的政策灵活性，推动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有差别的政策促进经济快速恢复。

同时，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为地方政府的发展提供恰当的激励，包括在晋升、晋级、财政等不同层面的激励，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只要基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