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见习记者解旖媛报道 2021年7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巨丰金融研究院承办的宏观形势论坛（2021年夏季）“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增长前景”报告发布暨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举行。

会上发布了由人大重阳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中心首席专家廖群主笔的《中高速可实现——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增长前景》（以下简称《报告》）。

廖群表示，刚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进一步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强劲复苏，展望2021年下半年，预计在新冠疫情趋于尾声和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稳健与灵活精准的形势下，全年GDP将增长8.9%。他还预测，此后我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回归至疫情前或潜在的中高速增长轨道。

《报告》认为，从历史逻辑、文化逻辑、经济学逻辑和常理逻辑多方面来看，我国经济复苏的良好前景是大势所趋。引领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四大趋势——科技跃进、城市群崛起、经济结构升级和进一步改革开放将形成今后我国经济以中高速持续快速增长的四大引擎。《报告》认为，既要重视外来挑战、也要持续内部革新，同时乐观展望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成就，预计我国可在2035 年人均GDP 超翻一番。

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转型、一体化和全球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认为，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归功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他认为中国政治体系的优点有三个特征：第一，顺应世界经济的大潮流。第二，独特的政党品质和质量。第三，地方政府和企业相辅相成。围绕全球化的问题，他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是朝着合作共赢的道路前进的。他表示，合作共赢需要小心谨慎，原因在于达成双赢的状态，需要涉及到不同的经济体的特点和其他政治见解的不同。更好的实现全球化互赢的局面要做到兼容并包。他肯定“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全球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不仅自身经济得到发展，沿线国家和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一道发展前进。最后，他强调平衡的重要性，GDP是很重要，但更需要在质量上花功夫。同时，绿色发展、环境平衡、气候变化、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等问题也应该得到更多关注，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在后疫情时期，我国的经济将从强劲复苏转到常态化回归。周期因素的回落使得结构因素凸显，而人口就是结构性因素之一。就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他强调，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较高，65岁以上人口接近2亿，占人口总量的13.5%左右，较高的老龄化态势造成了我国储蓄率下降、边际成本投资效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在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中，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传统产业存在较大的转型压力。他呼吁要更多的关注制度性因素，持续完善竞争制度、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内容的建设。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市场短期行为的长期化演变。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动力，他认为，改革是最大的引擎，产业的引擎、创新的引擎，以及基础研究和原创能力强化，都是未来的引擎所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才是我们的目标。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预计，2021年全球经历反弹式复苏之后，2022年全球复苏步伐会回归平稳，其中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步伐会快于发达经济体。王庆就中美两国经济进行了对比，他表示，中国经济复苏将会先于美国，且高于美国。中国“内生性”增长动能或已达到阶段性高点，而美国“内生性”增长动能或将达到阶段性高点。对此，中国、美国、德国债券市场已经对增长动能减弱做出反应。预计美国财政政策将紧跟中国，逐渐转向至收缩。王庆建议中国采取“宽财政、稳货币、紧信用”的政策组合，从而防止中国被“割韭菜”，一是帮助中国保增长，输出通胀，二是助力人民币升值。结合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尤其考虑到全球大国之间的动态博弈的关系，维持一个合理的政策组合，对于维持中国可持续的增长，尤其是福利和财富的保护，都是有必要的。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表示，在后疫情时期，全球进入了新经济时代，效率逐渐向公平倾斜，资本逐渐向劳动倾斜。他认为，中国与美国同时有向资本征税的趋势，增加底层劳动人民的收入，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成为了后疫情时代的一种共识。围绕着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个宏大的命题，在存量的财富调整方面需要认真研究并做调整。关于中美脱钩，他指出，美国对于向中国加征关税逐步成为美国的内政问题，就关税的额外成本由中国承担，还是美国消费者承担的问题，在美国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从后疫情时期来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同时维持过去若干年一直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经济规模相对于美国经济规模的快速追赶的态势，可能会有更多的迫切性。

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皮特·凯尼格（Peter Koenig）表示，在西方国家还在与疫情斗争时，中国已经进入后疫情时期的复苏和发展阶段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大规模投资和生产率的快速增长。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John Ross）认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实施了经济刺激法案，并且收获颇丰。根据预算，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已经占到了GDP的47.6%。他指出，自疫情爆发至今，美国用了18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其经济发展。这个速度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还快。由此可见，拜登的经济刺激法案效果显著。他还认为，当下美国政府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意味着美国成为中国一个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但是当前美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无法赶上中国。数据上显示，美国经济在过去两年增长了2%，而中国经济增长了11.4%。他提出，不能低估拜登的刺激法案的规模和美国经济的恢复速度，但中国具有美国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就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考虑的三点因素做了详尽分析，他认为，第一，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发展呈现明显分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低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疫情控制力度和疫苗普及程度存在差异。这种状态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外部环境。第二，中国经济复苏处在领先周期，由此带来的政策制定难度增加，需要更多以前瞻性、先导性的原则选择并制定政策。第三，经济发展中面临风险和安全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后疫情时期，气候风险和公共卫生风险增加，需要更多的在经济价值中弥补这些因素的溢价，这将为现行的价值制造过程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变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提出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风险需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第一，政策稳定尤其重要。中国经济40年的增长得益于中国的政策，未来政策的制定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健康和稳定的发展。第二，重视干部的作用。从中国经济形势发展来看，干部的作用越来越大，路线确定了，干部执行是否得力、是否专业很重要。未来要特别重视对干部的培养。第三，正确看待改革和开放。基层和地方政府在改革中要立足长远、把握全局，才能合理布局，不断深化改革。第四，加强对集体经济所有制的鼓励、推广。近年来，集体经济的发展被有意无意的边缘化了，而集体实际上是吸收大量就业、创造大量财富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认为，美国给全球带来了四重风险。首先，美国期望通过高通胀来消除债务风险，但这对全球输出了高债的风险；其次，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型其实就是美元的回流，这也在向全球输出风险；再者，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是给全球带来断链的风险。对于如何进行风险防范，她表示：第一，在财政政策方面，要通过“双循环”，让基金更加有效地投资；第二，在货币政策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大市场为主，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三，在产业政策方面，要重视生产型消费，根据结构调整推出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