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值此缅怀先人的特定时节，不由地想起曲靖籍早期云南地下党员中的巾帼女杰伏瑞珍。

勤学上进

伏瑞贞（又名伏瑞珍），女，汉族，曲靖县（今麒麟区）三宝人。

伏瑞贞的父亲名叫伏庆生，是曲靖三宝桥头村人。伏庆生依靠摆小摊赚取微薄的收入，但对子女读书很舍得花钱，引导伏瑞贞从小养成良好学习习惯，1917年让女儿到私塾先生家读书。1921年，伏瑞贞考入云南省立女子师范附小，1924年考入云南省立女子中学至1926年冬毕业。求学期间，她勤奋上进，成绩优秀，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加入云南青年努力会，积极参与昆明学生运动，立志为普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终身。

1926年10月，她被昆明女中同学吴澄发展为共青团员，翌年初经赵琴仙、休淑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参加工作后，她改名伏瑞珍，积极投入革命活动。

1926年11月，中共云南第一个地方组织云南特支成立后不久，就陆续派出罗彩、周霄、伏瑞珍、黄丽生、黄洛峰、汤建荣、范绍文等一批共产党人到滇中地区各县开展革命活动。伏瑞珍被派往澄江县开展农运工作，宣传三大政策，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

投身农运

1927年早春，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足3个月的豆蔻女子伏瑞珍背上简单的行李从昆明步行到澄江，去新近筹办的澄江女子小学任教。在昆明通向澄江的52公里土路上，伏瑞珍步履轻快，目光坚定，她十分清楚，此去任务繁重，甚至会带来牢狱之灾。不过，自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她就清楚自己将要走的不是旧时女子的寻常之路。

当时，伏瑞珍的入党介绍人赵琴仙与澄江县长李培天的妹妹认识，并得知澄江筹办女子小学需要教师。于是，党组织派伏瑞珍到澄江女子小学任教，并以教师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利用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有利时机，公开帮助筹建国民党澄江县党部（左派）。

作为中共最早到澄江开展活动的党员，伏瑞珍还肩负着两项秘密使命：发展中国共产党员，组建党的地下组织，开展党的地下活动；配合全国学运、妇运高潮，进行妇运工作等。到达澄江后，伏瑞珍发现女子小学的学生太小，无法开展工作。于是，她只好在教书、做家访的过程中向学生家长进行革命宣传；在县长李培天召开的有关会议上讲解“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在个别串联中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等革命道理。

同时，她还积极深入县城和山区农户家中，向妇女们宣传“反压迫、反虐待、反缠足”、“男女要平等、妇女要解放”等先进的革命思想，组织开展妇运工作。这对于当时缠足之风甚浓的澄江来说，无疑吹进了一缕革命清风，开启了澄江广大妇女的明智。当时的革命活动很活跃，并影响到周边县区。

1927年3月中旬，云南地下党组织又派中共党员周霄到澄江，配合伏瑞珍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周霄到澄江后，先后深入到澄江县城的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及澄江坝子各乡村，广泛宣传讲解农民受苦的根源、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并利用澄江传统立夏节群众赶庙会的时机，指定发展起来的三名进步青年邹之峄、潘炳棋和邹文著上台演讲，宣传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提出农民应该当家做主，鼓动百姓减租退押等。

伏瑞珍带领周霄多次踏访后，决定把地下党的密秘聚会地选在澄江县城西门最古老的寺庙之一极乐寺。这里成了澄江农民运动的首个革命“道场”。随后，周霄与伏瑞珍多次在极乐寺里主持召开会议，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等政策，在此组建了澄江首个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并辐射整个澄江县。

1927年4月中旬，云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省农委书记李鑫从昆明到澄江视察指导工作，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云南特派员的公开身份了解农民运动开展情况。随后，李鑫在县城极乐寺主持召开农协筹备委员会和由各村农协会代表参加的澄江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并提出拥护三大政策、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取消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当家作主等革命口号。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深入，全县先后建立起一批农民协会，会员一度多达2000余人。

然而，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澄江县政府也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1927年5月11日，龙云秉承蒋介石清党密令，突然封闭云南国民党左派党部，逮捕了李鑫等20多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澄江县农协会几名筹委委员被关押，周宵被捕，农民运动被迫中断。

伏瑞珍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又有李培天撑腰，有幸躲过一劫，她依然坚持在澄江县组建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中共党员，组织妇女协会、教师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工作。

1927年9月，江川土匪蒋世英、朱朝相攻入澄江，县长李培天逃往昆明。蒋、朱匪部进入澄江县城后，烧杀抢掠，贻害百姓，无恶不作。虽然农民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革命的种子已经在人民群众心中生根发芽。无奈之下，伏瑞珍随后也离开澄江返回昆明，被党组织安排在省教育会图书馆工作，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3月，伏瑞珍转移到富民县小学任教。10月，党组织安排伏瑞珍到昆明做机关内部工作，主要任务：一是对外应付周围环境，如左邻右舍来往人员，特别是应付警察调查户口、收捐税等；二是采购一切生活用品，烧火煮饭，接待来往同志；三是保管抄写一切文件，收发往来信件等。

幸福时光

1929年，伏瑞珍和吴少默结婚。吴工作繁忙，经常外出，委托刘宗汉照顾好伏瑞珍，并请求党组织对她的工作又作调整，主要是协助刘宗汉从事机要、联络、保卫、总务等工作。刘宗汉家在昆明城小东门城脚有一个僻静的小院，适合搞秘密印刷，也兼做住所。刘宗汉身体健壮，办事精明。印制的传单及机关收寄的报刊资料，大箱小箱，由他负责搬运。他还负责机关保卫工作。伏瑞珍在刘宗汉这里找到了安全感，她只需跟在刘后干点轻巧活计，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省委机关的财务状况，经常不济。正式党员按每人每月补助30元至4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金造册上报党中央，由苏共拔付转发下来，因交通不便且渠道秘密，常常出现拖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活动经费入不敷出。刘平楷等家庭殷实的干部经常写信求助家人资助。（从查阅到的史料可知，中共的诞生与成长是在苏共主动扶植下发展的。中共党员的薪金最初是苏共发放的。建党初期党的活动经费94%来自共产国际。其中64%用于工人运动。二十年代每个共产党员每月活动经费30元至40元。1922年“二大”后，党的经费几乎全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自筹不足3%。例如：1926年6月11日，维经斯基在给国际执委会的信中，要求给中国党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1927年中共中央每月收到苏共给的“经常费”三万元以上。还有特别费25万余元。）苏共拔付经费主要用于会务及工农运动宣传品制作，分发到每位党员手中的补助金十分有限。这让伏瑞珍这个“财务总管”大伤脑筋，常常拆东墙补西墙，好在印制《女声》等销量好时，略有盈余。

被捕昆明

1930年，团省委、省委机关先后出现叛徒。４月底，潜藏在昆明市开智印刷公司的工人、共青团云南省委交通员彭祖祜经不住白色恐怖的威吓，到国民党云南省党务委员会自首叛变，供出了中共云南省委候补委员陈家铣和共青团云南省委委员兼交通员朱晓光，为敌人破坏中共云南省委提供了突破口。陈家铣于4月30日被敌人在其家中抓捕。在敌人5000元雇金的“软手段收买”下，并承诺“允其直供，缉获首要后，当保障其生命安全”。陈叛变，供出昆明市内芭蕉巷（王德三与张经辰来往之地）、梅园巷（陈友贵）、小东门城脚（刘宗汉及伏瑞珍与外界联络点兼文件印缮点）三处省委机关及三转弯省委军运机关。还供述了闻铃（刘平楷，暂住染布巷十八号）与东陆大学女生杨淑琴友善密交。5月3日夜，国民党反动当局编造了“共产党将于5月1日举行暴动”的谣言，由特务头子裴存藩与秘书马匡国带队分头行动，查抄芭蕉巷、梅园巷、小东门城脚的省委宣传机关、印刷机构、昆明县委、团省委常委开会接头点机关及住所，大批党员被捕，省委机关遭敌破坏，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昆明。当夜，特务布置于小东门城脚刘处，逾墙而入，于楼房内将刘宗汉、伏瑞珍拿住，查获印刷品数箱、文件一箱，油印机三套。

伏瑞珍、刘宗汉被捕后，首先关押在警察局。由于抓捕的人员较多，当局临时调集一批警察担任守卫，出现混乱。刘宗汉趁敌人吃饭之机，磨断手上的绳子，披上巡警大衣混出警察局，乘火车奔赴广西。

省委机关多名同志被捕后引起了代省委书记张经辰的高度警觉，他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安排未暴露的同志转移隐蔽，并派线人秘密调查被捕同志在狱中表现，通过其他渠道传送生活用品及学习材料和密信，鼓励同志们灵活应对敌人。几次设法营救没有成功。不久，张经辰、王德三也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次年春，为寻找党组织和他牵挂在心的战友伏瑞珍，刘宗汉不顾危险潜回云南。他先到开远，不久遇到党员夏成林（已叛变，刘不知是叛徒），夏自称也在找党，并邀他同回昆明找党组织。9月，刘宗汉才到昆明就被特务盯上，行至文林街时被特务包围，虽奋力搏击，终因寡不敌众负伤被捕，关押于昆明模范监狱。在狱中，他英勇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罪行，敌人恼羞成怒，将他枪杀于狱中。

狱中斗争

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和百般折磨与恐吓，伏瑞珍坚贞不屈，拒绝写口供。国民党反动派经过两个多月审讯无果，以“共党罪”判处她七年零两个月徒刑，投进昆明模范监狱女监所。

伏瑞珍被捕时已经怀有身孕，和同样怀着孩子的共产党员马冰清（王德三的爱人，被捕时未暴露身份）关在同一监所，她们晚上铺床草席睡在一起，相互鼓励，并肩战斗。

12月上旬，吴澄也被捕，与伏瑞珍、马冰清关到一起。

吴澄一到女监，就使整个女监从死气沉沉中苏醒过来，狱中的地下党员伏瑞珍、马冰清向她作了汇报，吴澄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活，就是战斗的生活，不坐牢时干革命，坐了牢还是要干革命。在这人间地狱里，更要以百倍的勇气和敌人斗争，敌人摧残我们，要我们死，我们就要想办法不让他们摧残，争取活。”

吴澄鼓励难友，不要消极坐牢，要积极斗争，她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环境都可以生存，什么环境都可以斗争！”“目前每天这两顿半糠半米加碎瓦的监饭和淡水煮老瓜菜叶，如不想法改善生活，长此下去，敌人不用枪杀，饥饿病魔也能要了人的命。”

当听到狱中的几位“刑事犯”有冤屈时，吴澄主动替她们写上诉书。她与伏瑞珍谈心时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为被压迫的人们求解放，狱中的难友是最受压迫的人，我们要尽力为她们争取出狱，为她们摆脱苦难。”

姐妹情深

马冰清在监狱中生子受寒，高烧不退，吴澄带领伏瑞珍等难友与敌人斗争，迫使监狱作出让步，同意请医生，给婴儿找来尿布。在她的组织领导下，难友们更加团结起来了，生活也得到改善，大家亲切地叫她“吴姐”。

吴澄入狱时也已有孕在身，她就没有那么幸运，被认定与李国柱是革命夫妻，难逃一死。她多么希望能再见上一眼结婚才一年多的丈夫，知道先前被捕战友们的情况。

吴澄预感到留给自已的时间不多了，她向狱方提出，“在我死之前，让我看一眼我的丈夫”的要求，被敌人断然拒绝，吴澄骂道：“你们这是什么模范监狱!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临死的人吗？你们就不怕传出去坏了你们‘模范监狱’的名声吗？”

吴澄把对敌人的愤怒化着了对丈夫的思念，毅然剪下一绺乌黑的头发，用红线扎好，咬破手指，在白色的手绢上画了一个红心，然后用手绢把头发包起来，准备有机会见面时送给丈夫，表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爱情的忠贞。

她还把李国柱的“柱”字木旁与吴澄的“澄”字一半合起来组成一个“橙”字，作为王德三、马冰清刚出生的孩子王纪中的乳名，认作干儿子。鼓励马冰清要有勇气活下来，照顾好革命的后代。

铁窗生活铸就了李国柱、吴澄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心。反动派无法使他们屈服，就对他们下了毒手。

1930年12月31日，吴澄和往常一样蹲在树下吃着午饭。“吴澄，提审!”狱卒的一声嚎叫，惊动了所有女牢里的人。大家都知道“提审”意味着什么，都放声哭泣。

吴澄把碗放在地上，向伏瑞珍、马冰清和所有放声哭泣同志、同胞喊道：“请同志们不要哭，我们不能示弱于敌人，革命一定胜利，反动派一定失败，望大家继续努力。”她拉拉衣服，理理头发，从容地走出铁门，和爱人李国柱，战友王德三、张经辰一道英勇就义。

罪恶的枪口并没有吓倒革命者。

伏瑞珍和沈冰清等共产党员一起继续战斗，利用放风和看守不严的机会，秘密联络狱中战友，给“犯人”讲故事唱歌，教大家识字，宣讲革命道理。

时光一天天熬过去，伏瑞珍也到了临产期。经过多次要求，她获准1个月产假，暂时离开监狱，但小孩出生后不到10天，伏瑞珍又被迫带着小孩返回监狱。由于长时间在狱中关押、拷打，伏瑞珍营养不良，没有奶水，孩子饿得日夜哭闹。伏瑞珍的母亲年老体迈，一个人在昆明生活，没有生活来源，无人照顾，在昆明小菜园一带拾柴火时不幸摔倒，第二天就去世了。伏瑞珍获准请假1天，离开监狱安葬母亲。

伏瑞珍在狱中视死如归，未泄露党的机密，坚守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为后人世代敬仰。她们在狱中坚强战斗的故事被战友们交口传颂。

中共云南早期地下党的革命先驱倒下一批，又有后继者紧紧跟上，革命的火种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