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文 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并多次担任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机构的中国项目金融咨询专家。
2月2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今年是中国“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期，“三农”工作即将开启新篇章，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其基础和潜力所在。从国际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大国博弈复杂多变，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在各类风险和变局中，“三农”工作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作用更加明显。在这一历史节点，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传递出哪些新信号？今年乃至“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的主要抓手是什么？这其中，农村金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主任何广文。
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点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一号文件对2021年“三农”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十四五”开局之年，“三农”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认为，在此背景下“三农”发展的关键点是什么？
何广文：重农固本，国之大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必然趋势，其深度、广度、难度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虽然整体来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但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总体趋于滞后。正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所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
“十四五”开局之年，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启程之年，也是“两个一百年”交汇之年，如何更好地开局、怎样更顺利地启程，对未来“三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在新征程背景下推进“三农”工作，乡村产业发展是关键。现阶段，我国乡村产业发展主要面临三大问题。
第一，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发育成熟度较低。截至2020年末，我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超过400万个，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90万个，但是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不成熟，企业发展稳定性差，风险较大。
第二，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不高。一是部分乡村优势产业发展缺乏规划，或是产业规划不明确，导致农村金融机构难以建立起一种可持续服务的机制。二是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产业链不完整，产业体系不健全。三是乡村产业发展质态不高，产业聚集效应不够。得益于农村电商发展，特色农产品进城如火如荼，但发展粗放、品牌不优、后劲不足。
第三，乡村产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因缺乏有效抵押物等原因，农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存在，严重制约着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大做强。正是由于产业经营主体发育成熟度低、产业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的支持难以发力，易被金融机构战略性忽视，金融机构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可持续服务乡村产业发展的自组织机制。
为破解以上难题，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产业政策、金融服务和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如，提出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等重点举措；针对农村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提出大力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业务，鼓励开发专属金融产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的中长期信贷支持。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中央一号文件指出，2021年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启动实施，力争到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更加有力，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十四五”时期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何广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进一步明确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和模式问题。就世界范围而言，典型的农业发展模式有把农业、工业、服务业打通的日本第六产业模式、美国大农场模式、德国数字农业模式、荷兰高科技农业模式、以色列精准农业模式、法国合作社服务模式。我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特征突出，同时农户群体巨大且人均耕地规模小、效率低，应该在强化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走专业化、合作化之路，并逐渐提升农业科技贡献率和过渡到数字农业模式。
第二，从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出发，做好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农业产业体系，首先要完善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特别是要完善基于本地自然资源禀赋出发的特色产业规划，并沿着规划路径逐渐培育产业各环节的经营主体，壮大产业、延长产业链。同时，现代农业发展，不应该是简单的农业生产导向性的发展，而应该培育农业新的增长点，就需要促进农业创新创业，培育农业增长新动力。通过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新组合，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在“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中，探寻农业发展新机制和新业态。
第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适度集中促进农民返乡创业和拉动本地就业，或是通过促进工商资本下乡，培育新农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等模式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这个过程中，要关注各种农民合作机制的培育和完善，特别是要构建利益共享机制，保障脱贫群体、边缘群体和相对低收入者实现收入稳定增长。
第四，强化市场体系建设，做好产销衔接，防范产业发展风险，统筹构建农产品市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现代农业发展不仅仅是做大的问题，而是怎么做优、做强、做特的问题。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约束，已经不是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约束，而主要是市场和需求的约束。因此，现代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在于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完善，首先要解决产品的销路问题。除了持续强化传统的市场体系和对接机制，如地产地销、对口帮扶直销、农超对接、农校对接、农企对接等，还应探索利用电商销售、直播带货等新的销售模式。同时，支持中国农业企业融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以提高重要农产品市场供给韧性。特别是针对部分受日益趋紧的农业资源禀赋约束的农产品，更要构建和完善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和机制。
第五，探索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机制。我国农业的发展，正处于生产适度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组织化等转型进程之中，农业产业链有待培育和完善。农产品价值实现与其加工、储运、批发、零售等环节高度关联，也受到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支持、金融服务、劳务供应等部门和环节的影响。因此，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要树立农业产业链的概念，在“龙头企业+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模式下，农业产业链融资或称农业价值链金融，也应日益成为农业产业主体融资的主流模式，并由此可以打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舍默提出的“银行家悖论”铁律，使那些缺乏信用记录、抵押品不足的经营主体也能够有机会进入银行信贷市场，有效化解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融资困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金融时报》记者：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那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如何做好有效衔接？
何广文：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为此，十九届五中全会高瞻远瞩，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设定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任务。
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实现全部脱贫，但巩固成果防止返贫任务仍然很重。我认为，关键在于强化脱贫地区、脱贫人口、中低收入群体自我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较多的脱贫摘帽地区和脱贫人口，经济发展基础依然较为薄弱，在促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新发展阶段，应该在激发内生动力上下功夫，不断增强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一是要加快推进摘帽脱贫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的衔接。对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要通过整合特色优势产业、手工业资源，推进适度规模化经营、相对专业化发展；在规划的基础上，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培育龙头企业，品牌化建设，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调研结果显示，产业兴旺要处理好是发展主要粮食相关产业还是非粮产业的问题。在乡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部分地区发展乡村产业，以非粮产业为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因此，在粮食相关产业和非粮产业之间如何取舍，是乡村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二是要在农业多元化上下功夫。推动“农业+”发展，实现农旅结合、农体结合，推动康养、休闲、农耕文化和乡土文化传承、承载田园乡愁、体现现代文明等。
三是构筑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制度保障，做好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逐步实现平稳过渡。重点完善有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均等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制度。除了巩固脱贫地区拓展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成果以外，一方面，要强化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教育和住房四个方面的社会救助，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完善基于脱贫地区、脱贫人口、相对中低收入人口和其他脆弱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性制度保障。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金融时报》记者：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资金决定着乡村振兴成败，乡村振兴不能仅依靠财政“输血”，如何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和活力？
何广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是乡村发展形态、乡村产业发展载体、乡村治理和服务形态、乡村运行机制等全面转型的过程，也是深化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必将导致我国乡村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促进城乡资源共享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为此，资金支持至关重要。
就资金来源渠道而言，无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户；二是政府投入；三是包括工商资本、金融资本在内的社会投入。
就农户而言，虽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20年的17131元，但农村居民人均农业投入在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另外，政府对农村投入不断增长，2020年政府财政农林水支出达到23904亿元，但是其支出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对农村支出中能直接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部分所占比重不高。乡村振兴不能仅依靠财政“输血”，鼓励工商资本投入乡村振兴，强化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势在必行。
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发展，不能不依靠大户、能人，不能不依靠工商资本，绝大多数小农户或者脱贫户仅仅是劳动者，成为创业者、企业家的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小农户、脱贫户，对他们的最优扶持，可能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稳定就业机会。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班纳吉（Banerjee）和迪弗洛（Duflo）在其《贫穷的本质》一书里就有类似的结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有成功模式，也有失败案例。主要是处理好与土地、农户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至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通过完善金融支农组织体系、强化金融服务产品和方式创新、完善金融支农激励政策，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强化乡村振兴投入的普惠金融保障，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但是，金融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还需要补齐四大短板：一是支持乡村振兴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激励体系还需健全和完善；二是现代金融服务越来越依靠信息和数字技术，而支撑乡村振兴的金融数字化基础依旧薄弱；三是乡村振兴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和机制尚待构建；四是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自组织机制还不完善。
鉴于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我认为，需要以产业为基础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完善金融服务：一是促进金融机构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产品要素，主要是提高信贷额度、延长信贷期限。二是构建和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政策性担保机制，或是激励金融机构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三是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者的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同时，强化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进程，大力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数字化、农业产业链数字化，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供给提供数据基础。四是对于那些资产规模较大、产业链完善、成员规模较大和经营规范的合作社，发展合作社内部的信用合作，逐渐构建起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共生和利益共享机制，也可以探索产业链融资。五是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政策，激励银行构建和完善自主开展现代农业金融服务的机制。
相关链接
张晓山
知名农业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解决乡村振兴，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共财政及产业的投资要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往往不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过程，要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短期内还难以缩小。政府要充分发挥在消除城乡社会事业二元结构上的调节功能，承担起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主体责任，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短板，最终做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不仅指数量，主要指质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能够有比较大的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农民增收问题，最终关系到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底蕴问题，包括新发展格局，包括国际国内的双循环，所有这些问题的深厚底蕴在于农村消费，农民消费要靠农民收入增长。农民收入分四大块，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相应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应该有更大的增长，比如宅基地等。未来转移性收入也是大有可为的，强调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返还农村，用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用于乡村振兴，用于农民生活的改善。
花长春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中央一号文件对脱贫攻坚战成绩做出肯定，提出“三农”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任务最为艰巨繁重而又充满潜力后劲的一环。2020年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的目标，但部分脱贫地区基础并不牢固。文件表示对于摆脱贫困的县，要“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稳定，以实现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有效过渡衔接。乡村振兴是中国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应有之义，从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在不断强化。文件强调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目标到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乡村振兴的步伐将在2021年大步迈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