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杭州、武汉分别位居前三甲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0）发布 | 上海教育传媒网

记者 | 吴华

为助力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华东师范大学于2020年12月12日发布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0）”。

据悉，该指数自2015年起每年对外发布，今年是第6次对外发布。从指数研究报告看，在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中，上海以66.01分位居第一，连续六年位居榜首，龙头作用显著。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0）表明，协同发展能力前十强城市依次为：上海、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合肥首次跻身TOP10，无锡则因生态支撑能力欠佳（4.63分）首次跌出TOP10。南京则从2019年的第2名降为第5名；苏州继2019年跌出前三甲后，今年继续位居第7名。萍乡、昭通、淮北、宜宾、铜陵、咸宁、随州、雅安、眉山、池州则位列排行榜的后十名。

发布会上，指数研制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指出，该指数根据增长极、区域协同发展、区域韧性等科学理论，构建了包括4个要素层、18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与“生态支撑”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城市协同发展能力，通过综合GDP水平、财政科技支出额、新基建发展水平、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等具体指标对各个要素层的内涵进行精准刻画。

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前五年的研制基础上，为响应新发展格局之下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需求，2020年的指标体系对标全球城市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设定目标值。如综合GDP水平、制造业500强总部数、合作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机场客货运量、互联网用户数、空气质量指数（AQI）等，对标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国际城市。通过核算标准分方式，更直观地刻画与世界最高水平之间的差距，明确前进方向。

曾刚教授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异，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呈现出6等级橄榄型结构特征：

上海是龙头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排名首位；

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无锡10座城市是能力较强的高级区域中心城市；

昆明、贵阳、常州、温州、南通等27座城市是在个别领域表现突出的一般区域中心城市；

内江、九江、丽水、阜阳、岳阳等26座城市是区域重要城市，往往地处较为重要的区位或拥有某方面独特的资源禀赋；

宣城、广元、宿州、滁州、鹰潭等25座城市是存在提升空间的地方重要城市；

达州、孝感、黄石、黄冈、乐山等21座城市是存在短板或外向服务功能薄弱的地方一般城市。

曾刚教授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各分领域表现存在一定差异。龙头城市上海以及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无锡等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分别具备了较强的对全流域、对所在区域的协同发展能力；尤其是上海在科技创新（96.43分）、交流服务（95.63分）两个领域基本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经济发展（79.68分）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得分均位列第一，龙头城市效应明显，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得以显著增强；其他大多数城市协同能力差距相对较小。

对标世界一流，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凸显出4大问题：

（1）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整体偏弱。110座城市平均得分10.13分，仅有龙头城市上海刚达及格线（66.01分），杭州、武汉、成都、南京等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得分都低于50分；综合排名28位之后的城市得分均低于10分，全面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任重道远。

（2）生态支撑和科技创新成为两大突出短板。城市交流服务（平均分15.57）、经济发展（平均分12.50）相对较好，科技创新（平均分7.56）、生态支撑（平均分7.49）明显乏力。昭通（1.36分）、张家界（0.21分）和景德镇（2.03分）分列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的最低分。在生态支撑领域，位居第一的舟山得分17.13分，铜陵以3.22分位列最后，龙头城市上海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三大领域已分别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生态领域得分仅有6.73分，这表明流域内所有城市在生态支撑领域表现整体欠佳。

（3）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动能的形成迫在眉睫。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交流服务三个领域的协同发展能力已经呈现出高度正相关的可喜局面，长江经济带在“开放高地”、“创新驱动”等领域基础相对扎实，但生态支撑能力与三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旧没有打破，全流域及各城市需要更加自觉、更加创造性地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4）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空间格局尚未得到显著改观。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较高的态势。长江下游地区是协同发展能力高值集聚区，拥有上海这个辐射带动、协同引领全经济带的龙头以及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合肥、无锡等6个高级区域性中心城市，呈现出较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态势，成为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协同发展的样板；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居中，但是除了武汉、长沙和南昌3个省会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较高外，其余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较为低下，三大省会城市协同发展能力首位度畸高，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较强，地区内不协调、非均衡发展特征明显，城市间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新格局尚未形成；上游地区的协同发展能力持续低下，仅重庆、成都两个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较为突出，大部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区位处于明显劣势，对外通达度和联系度较低，与中下游大多数城市相比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城市发展深受“低水平锁定效应”之苦。

协同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优选择，更是长江经济带新时期的核心要求。据此，为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曾刚教授建议：

（1）重协同，提水平：加紧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双循环国家战略部署，紧扣一体化、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脑科学与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全心全意谋发展，大幅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彻底改变除上海之外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低的不利局面；

（2）重联动，求平衡：充分发挥武汉、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改变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一枝独秀”、周边中小城市“萎靡不振”的不协调局面，建立、健全都市圈联动发展机制，促进邻近低水平中小城市的快速、高质量、平衡发展；

（3）重科创、促升级：协同强化核心城市的科创策源能力，打破阻碍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的壁垒，建立跨越行政界线的区域创新共同体，优化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推广体系，实现创新资源共享，推进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四链”融合发展，保障产业链安全，促进产业升级；

（4）重保护、谋长远：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并在南京座谈会上明确要求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的示范带。为此，应该加大重点企业耗电量、污水排放量的调控力度，提高各市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重视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试点与示范，彻底根治“长江病”。

据悉，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指数是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产业司（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社科司、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中国智库CTTI）、上海高校智库·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曾刚工作室（中国智库CTTI）、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骨干人员联合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研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