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聋人节|被命运按下“静音键”,他们期待被“听”见|龙头新闻全媒体

他们家的门铃被换成了闪光灯,他们睡觉戴着手环,早上被震动模式叫醒,他们几乎不看春晚直播,因为没有字幕,他们不敢骑共享单车,因为听不到马路上的声音……他们是一群听障者,仿佛被命运按下“静音键”,在无声的世界里安静地活着。

据了解,中国有超过2000万的聋哑人。9月的第四个周日是国际聋人节,也许不会手语的你,从未与他们有过交流,但他们未曾发出的声音,其实一直期待能被更多人“听”到。

被迫长大的“CODA”

从小给聋人父母当“代言人”

一个从小生活在聋人家庭的听障者,成长之路究竟有多曲折,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9月23日中午,记者见到了小玲(化名),她面容清秀,外表看上去与常人无异,只是耳朵里塞着一对助听器。她轻轻地摘下其中一只,小声对记者说:“摘掉这个,我就听不太清楚了。”

小玲今年32岁,是哈尔滨市某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她的父母也都是聋人。事实上,小玲童年时听力很好,可惜当年父母不知道,没带她去做听力筛查,只在家里简单做了一个测试。他们背对着女儿突然拍手,第一次小玲回头了,父母以为是碰巧,便又试了一次,结果再拍手时小玲没回头,夫妻俩便以为女儿是个聋孩子。

“CODA”这个英文缩写,是指来自聋人父母家庭的听力健全的孩子。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正常人的生活,聋人父母通常会把子女交给老人带大。然而,小玲的长辈或病逝或再婚,因此她从小跟父母一起生活。上小学之前,小玲一直不会说话,只跟父母学会了手语。

父母原本打算让她上特殊教育学校,但在亲戚的建议下,决定先上普通小学试试。小玲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上学第一天,她坐在教室里特别紧张,“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不会外语的健听人出了国,能听见有人在说话,但又什么也听不懂。”

幸好,小玲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班主任发现她不说话,便去家访,当她见到小玲的父母,通过笔谈了解这个特殊的家庭后哭了。

“聋人听不见,发出的声音会比较怪异,我虽然不会说话,但咳嗽、受惊吓时发出的声音和常人没有区别。”小玲回忆说,班主任可能发现了她的不同之处,开始从头教她说话。知道她对手语很敏感,老师教她说话时会加上动作,“老师指着一个苹果,让我跟她读,还告诉我苹果是红色的,我不说出来,她就不给我吃……”

就这样,小玲慢慢学会了说话,然而,厄运并未就此收手。因为父母都是聋人,她有潜在的基因缺陷,不能服用氨基糖甙类药物,但当时没有人提醒他们。小玲记得,上小学时,有一回她发高烧,吃完药突然听不见了,感觉耳朵像进水似的。后来病好了,她又能听见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的听力正在逐渐下降。

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能与外界沟通的人,小玲小小年纪就成了父母的“代言人”。她自己定好闹钟,每天早上叫爸妈起床上班,还帮父母当翻译,买米买菜、水电煤气统统管,甚至是房屋拆迁……

公交没有屏幕报站,冬天常坐过站

独自坐电梯被困无法求救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小玲体会到的是聋人子女的成长艰辛,那么长大后随着她的听力逐渐衰减,并且接触到更多的聋人后,她感受到的则是这个群体的生存不易。

“有很多公交车没有屏幕报站,咱东北冬天有窗花,看不清外面,聋人很容易坐过站。”小玲叹息道,好在这几年,年轻的聋人可以借用手机地图定位,但一些老人很难学会,他们甚至出门扫健康码都成问题。

小玲还发现有些聋人很怕独自坐升降电梯,因为一旦遇到电梯故障被困时他们无法喊叫救助,也无法拨通电梯的应急电话。一位年过半百的聋人曾用手语给小玲描述过自己的真实遭遇:有一回,他去一位住在高层的朋友家串门,独自下楼时电梯突然停了,手机也没有信号,把他吓坏了,被困了很长时间才被救出来。

聋人常年生活在闭塞的小圈子里,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而,大多数旅行社拒绝他们报团,理由是存在沟通障碍,导游带不了。而且即便是到了旅游景点,聋人也只能看,不能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因为景点往往没有手语翻译。小玲坦言:“国内专职的手语翻译不多,哈尔滨几乎没有,英语翻译、小语种翻译薪水高,但手语翻译通常都是义务的,很难调动起人们学手语的积极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比起旅游,对聋人而言更难的是就医。由于很多医院里没有手语翻译,聋人就医很困难,他们往往不愿意去医院,把小病拖成了大病。运气好的话,医生会耐心地与患者笔谈,但更多时候小玲不得不放下工作,受聋人病患委托,前往医院做手语翻译。由于很多聋人文化程度较低,听不懂专业的医疗术语,传达起来很吃力,比如“做CT”这件事,就需要解释很久。

更让小玲忧虑的是聋人的就业问题,“一些人找不到工作,又要维持生计,通常会选择在街边摆摊,或者搭个小亭子,但这往往是违规的。”她认识一位聋人阿姨,在街边卖了十几年瓜子,由于冬天太冷,搭了个小亭子,因为属于违建,前几年被拆了,一家人断了生活来源。为了供孩子上大学,她把省吃俭用多年给儿子攒的婚房给卖了……

流水线上沉默“螺丝钉”

不少人与健听人同工不同酬

谈到聋人的就业问题,今年41岁的侯鹏涛感触颇多。他在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工作7年了,现在负责铅芯质量检测。

侯鹏涛是先天性耳聋,父母也是聋人。多年来,侯鹏涛与同为聋人的妻子,一直居住在政府分配的公租房里。当年从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侯鹏涛原本有机会考大学,然后回学校当老师。可是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侯鹏涛没钱上学,只得忍痛放弃。好在,侯鹏涛的女儿很优秀,前年从省重点中学考入了上海一所高校,算是替他圆了大学梦。

这些年,侯鹏涛换过不少工作,他感慨,聋人通常进不了那些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能选择的工种不多,一般会成为流水线上一颗沉默的“螺丝钉”。让他感到庆幸的是,他所在的单位不但愿意接纳聋人,而且同工同酬。他认识的不少聋人朋友,明明与健听人做同样的工作,甚至更出色,但工资却低好几百。

侯鹏涛曾去过济南和深圳,他发现当地的机场对聋人很友好。“机场派专人引领我们,从过安检到下飞机都是一路陪同。”接受采访时,他也提到了很多聋人朋友都反映过的问题,比如煤气警报器是声音报警,希望能帮他们改装成有独特标识的闪光报警,高层楼房虽然有的安装了可视门铃,但要是能针对聋人改装成闪光可视门铃就好了……

这些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些聋人有了代步车,然而停车费问题也让他们很困扰。“国内一些城市向残疾人发放机动车免费停车标志牌,残疾人使用停车场或车位限时免费。”但侯鹏涛发现哈尔滨虽然也有相关的优待政策,但其实并未包括聋人,目前只是针对下肢残疾人士。有一次,他在中央大街附近停车,管理员看到他的证件是听力残疾,说不能免费停车,腿不好的才可以免费停。他对此感到不解:“都是残疾证,为啥同证不同待遇,咋就把我们排除在外了呢?希望有关部门以后能扩展一下优待范围。”

记者手记

相比于盲人群体,关于听障群体的报道很少,因为他们大多不愿意跟健听人接触,还有人只会手语,无法通过文字交流。

没有人该成为一座孤岛。希望命运不负他们的坚强,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给听障人士多一些帮助和理解,帮他们走出生活、就业、出行的困境。只有世界“听”见他们,他们才能更好地“听”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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