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我从一名教师转行到天峨县广播局。去人事局开介绍信的时候，相熟的王秘书问我想在哪个岗位，当时心中也没底，王秘书随手帮我填上“记者”两个字。没想到，这一做就是二十年……

当时的广播局，还没有电视台，主要是以广播为主，有一个科室叫做广播站，广播站六个人，上班时间就是编辑通讯员的新闻来稿，或者去报纸上寻找合适的内容，编辑当天的广播新闻。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播音员小蒙用本地方言播新闻，说得上口，听得明白，倒也不失为小城一道独特风景。那时我们自己采写的稿件比较少，多是仰仗各单位的通讯员来稿，也有不少农民通讯员。那时的稿酬，是每篇稿件二至三元，每到月底，财务会连同一张用稿通知一起发放，不少单位凭用稿通知，再奖励通讯员同等稿酬，所以大家来稿还是比较踊跃的。记得有一个叫做冉茂富的农民通讯员，来稿非常积极，有时一天就有两三篇，质量也不错。还有乡镇广播站黄元松、农行职工华盛彦，几乎每隔一两天都有来稿，采用率也非常高。

1997年，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开始每天固定做电视新闻节目。当时局里只有两台模拟摄像机，松下牌子，扛在肩上那种，用模拟带记录画面，容易出现卡带等问题，每次跟领导出去采访，都有点提心吊胆。那时电视新闻刚刚出现，属于新鲜事物，能在电视上亮亮相，也是一件令人兴奋和骄傲的事情。作为记者，扛着摄像机跟着领导走到哪里，都能收获不少羡慕的眼光。可惜当时设备太少，不能满足新闻采访需要，每天的新闻，大多是主要领导的活动。记者采访回来，自己撰写稿件、剪辑画面，播音也是小蒙，标准的桂柳话。那时河池电视台开设有新闻栏目，也播发每个县的新闻，但上送新闻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没有电脑，稿件全部是手写，画面传送不了，必须通过班车上送整盒录像带，稿件夹在里面，每盒要十元钱的手续费，由司机帮转送到金城江汽车总站，河池电视台每天派专人到行李房领取。遇到比较紧急的新闻，需要当天播放的，就想办法叫县里派专车送过去。

谈到河池电视台，就会想起李昌宪、韦祖林、袁俊秀、黄锋、覃启朗、黄碧峰等当时比较有名的电视媒体人，他们作为电视台的负责人，或者是河池电视新闻的拔尖人才，我曾经跟他们都有很深的交往，有很多机会跟他们一起采访学习，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做人作文的道理；还有一位叫做陈任贤的业余通讯员，主业是厨师，自己买了摄像机，业余时间做电视新闻，有大量的作品被中央电视台、广西电视台和河池电视台采用，每年的新闻通联会，都受邀作典型经验发言。二十多年过去，陈老应该年近八十了吧？也不知是否还安好？

时代不断变迁，经济不断发展，电视新闻采编播设备，也不断更新，新闻的内容不断丰富，新闻的质量不断提升，我自己也不断成长，从一名普通记者，到总编室主任，再到主管广播电视新闻业务的副局长，一步一步走来，做新闻的苦乐，一言难尽。曾经，八月十五团圆夜，扛着摄像机在龙滩电站边坡开挖现场和武警战士们一起高唱《十五的月亮》过中秋；曾经，清晨五点多钟，冒着倾盆大雨拍摄龙滩工程导流洞抢险；曾经，骑着摩托车到四十多公里外的坡结乡雨腊村采访，回来途中轮胎漏气，推着车走了几公里才找到补胎店……其中的酸甜苦辣，至今难忘。从1997年到2016年，二十年来，我连续被河池电视台评为优秀、先进通讯员，大量作品在广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发并获奖，还多次被《广西日报》《河池日报》等纸质媒体评为优秀通讯员，多篇稿件获得自治区级奖。

因为新闻画面或文稿表述的问题，我们曾几次被责令写过检讨，那时明着不敢争辩，内心其实很不服气，认为读书那么多年都没写过检讨，参加工作还接受这样的处罚，感觉很是委屈。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是一种鞭策。新闻部门作为党的喉舌，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出不得半点差错，如果没有经常的提醒和敲打，一旦疏忽，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天峨县每一届党委政府领导，都非常关心宣传工作，不但拨出专款不断更新设备，每年记者节，还与记者们座谈交流。为鼓励大家多出精品，县委政府专门出台文件，对刊播在各级报刊电台的新闻稿件给予奖励，不少记者到年底能拿到几万元奖金。

岁月更替，二十年来，天峨电视台前后一共走出去十多位同事，有的是考进或调入其他单位，有的提拔到领导岗位，还有几位到上级台站发展，成了业务骨干。更多的记者，到了一定年龄，每天还在制作室里编辑制作新闻，默默地为别人作嫁衣。像谢金山、付光辉等老记者，一辈子奋战在新闻采访和编辑一线。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退休后，依然关心着电视宣传事业，每天必看新闻，一旦发现问题，就打电话来提醒，受人尊重。

时光总是悄悄流逝。因为工作需要，2016年10月，我离开曾经奋斗了20年的电视新闻宣传单位，在新的岗位，从事着与新闻无关的工作。第20个记者节到来，回想过去的日子，倍感温馨快乐，也有依恋和不舍。今生，如果有机会，我还会选择走进电视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做新时期一名合格的“新闻记者”！

（作者：张永红  编辑：韦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