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已过，凤山县中亭乡中亭村，群山环抱中，一片片稻田已经由绿油油转为黄澄澄。秋风拂过，稻浪滚滚，预示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站在附近的山头放眼望去，一块约5亩大小的水塘，静静地“躺”在连片的稻田中。这块在外人看来并不起眼的水塘，被当地人称为“红军田”。
从1930年起，这块“红军田”见证了“耕者有其田”的伟大历史，诉说着当年红军与百姓的鱼水情深；它见证了中国土地革命的伟大变迁，记录着中亭军民在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
“中国土地革命活化石”红军田。
百色起义后，邓小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930年4月返回东兰武篆。
为了搞好土地革命，建设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在东兰武篆魁星楼召集中共右江特委、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第三纵队的主要领导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人召开会议，研究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工作问题，具体指导东兰、凤山两县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
红军田远景。
会议决定，在韦拔群家乡东里屯进行土地“共耕”试点，另派中共东兰县委委员、后任中共凤山县委书记的韦菁同志（韦拔群胞弟）到时属凌云县的中亭乡（旧称“巴轩亭”）开展平分土地（“分耕”）试点工作。
中亭的“分耕”试点方法是：不分民族、年龄、性别、本地人或外地人，按人口每人分给一亩水田，并当众发给土地使用证，同时把从地主土豪手中没收来的房屋、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雇农。
此外，在对待地主豪绅的问题上，除外逃者或武装叛乱者外，一般只要遵守苏维埃政府法令的，同样分给一份土地及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给予出路。
“共耕”“分耕”试点相继结束后，邓小平在听取两个试点的工作汇报后认为：右江的土地革命不能千篇一律地走东里“共耕”道路，共耕必须建立在农民高度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条件不成熟、群众还没有要求“共耕”的地方，还是采取中亭“分耕”的土地革命办法为好。
之后，右江苏维埃政府根据东里“共耕”试点的经验，制定颁布了右江土地革命的《共耕条例》；根据中亭土地平分“分耕”的土地革命办法，制定了右江土地革命的《土地法暂行条例》。
1930年5月1日，《土地法暂行条例》颁发实施，凌云、凤山两县迅速掀起土地革命高潮，“分耕”制度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各县农村得到普遍推广，呈现出“农民分田分地忙”的局面。
在实现“人均有其田”的基础上，苏维埃政府划出5亩保水田作为公田，由苏维埃政府组织红军赤卫队义务耕种，生产的粮食作为红军家属的困难补助，按参加红军人数多少给予补助。
这块公田，被中亭人民称为“红军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有人曾提出分这块公田，但中亭大部分群众不同意分到户。
经几代中亭人的守护，“红军田”依然是村两委的公用田。89年过去了，这块“红军田”，仍闪耀着邓小平初期农村经济理论的光芒。
一棵千年古树静静地站在中亭村中心坡磨山堡上，它苍翠挺拔、绿荫如盖，斑驳的树干，要四五个人才能合抱，古树上吊着一口很大的铜钟。
“现在这口铜钟是2011年重铸的，原来那口在1931年被国民党贵州军阀劫走了。”中亭村党支书罗永克介绍，以前的铜钟主要有3个用途：土匪进村，守钟人鸣钟为号，群众做好防范；每日清晨，各家各户闻钟即起，不误农时；如遇“红白”大事，村民们按鸣钟次数，以示庆贺或哀思。
89年来，每逢农闲时节，这颗千年古树下，村里的老人都会拉着儿孙，在古树下追忆古树与铜钟的故事，讲述当年中亭经历的烽火岁月。
革命烈士纪念碑。
1922年，罗福宏、覃宝鉴、罗福益等革命志士组织革命同盟会，建立革命武装，由此拉开了中亭农民革命运动的序幕。
1927年初，巴轩区农民协会成立，下辖8个乡农民协会，会员1290多人，农民自卫军发展到300人；同年8月，巴轩区农军编入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
1929年12月，巴轩大部分农军参加百色起义并加入红七军，余下的农军编为赤卫军常备营。1930年2月，巴轩区苏维埃政府、中共巴轩支部先后建立，雇农工会、妇女联合会、革命青年会、童子团等组织相继成立，中亭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进入高潮。
“‘分耕’试点，让中亭人民深深感受到，只有共产党、红军才使他们有田耕、有地种，农民中的青壮年人踊跃参加红军。”罗永克说，当时仅有200多户人家的中亭村，有200多人参加红军，除两家地主外，几乎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中亭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军村”，中亭村红军被编为红七军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三营第九连。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河池整编北上。1931年2月，国民党桂系军阀勾结贵州军阀、集结民团1万多兵力，向东兰、凤山、凌云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和屠杀，叫嚣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及武装。3000多名敌兵首攻中亭，红九连和赤卫军与敌人搏杀8昼夜，但由于敌众我寡，各据点相继失守，军民伤亡惨重。
此后2年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亭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面对数十倍敌人，红军、赤卫队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利用山寨、岩洞等地利因素与敌人周旋。
革命低潮时期，凤山、凌云仅存下来的中共海亭、洪力、力那、中亭支部保持与中共黔桂边委联系，坚持革命斗争，中亭成为连接黔桂两地革命地下活动的主要交通站。
抗日战争时期，中亭党支部积极组织开展统一战线抗日救亡工作。1947年后，中亭党支部组织群众先后两次举行大型同盟会，宣传革命形势，发动群众抵抗国民党“三征”、购买枪支参加武装游击斗战。
革命烈士纪念碑。
1948年10月，中共右江特委军事部长赵世同在中亭主持召开凤山、万岗、凌云、乐业、天峨五县党政军部分领导人会议和附近各村群众大会，期间遭到国民党凤山民团300多人围攻，中亭军民合力抗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无论战争多么残酷，中亭军民一直在战斗着。”罗永克说，在中共黔桂边委领导下，中亭人民始终坚持革命斗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中亭党支部从1930年3月成立的那一天起，党组织活动从未中断”。
中亭村罗家寨后面，屹立着险峻、陡峭的卡存山。
韦氏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位抱敌跳崖、舍身殉国的女英雄，就牺牲在卡存山。
卡存山三面是百丈高的悬崖绝壁，山后仅有一条险峻的小路直通半山腰上的一道石门，这座石门是古代的一个营盘，有滚石闸、弓弩台、寨门，始建年代已无法考证。
1931年2月初，以百色民团总指挥官岑建英率领的黔军王海平部的两个团及地方民团共3000多人为第三路军首攻中亭，当时驻守中亭的红军仅有一个连的兵力。
2月10日，武装到牙齿的敌军凭借人多势众，对中亭展开全面围攻，在攻第一防线时就被地雷炸死数十人，但敌军并没有停止进攻，更加疯狂地加大火力攻击第二防线。
由于红军势单力薄，连长覃宝蒙将一部分兵力安排到5个营寨（据点）配合赤卫队驻守抗敌、保护群众，一部分兵力在外围与敌周旋。
2月11日，敌军分兵攻打5个营寨。卡存山营寨规模较大，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当时营寨内有100多名革命群众，由巴轩区苏维埃主席罗福宏、乡苏维埃妇女主席韦氏送与30多名红军、赤卫队战士驻守。
敌参谋长阮筱斋亲自对卡存山督战，敌人用机枪、迫击炮向卡存山狂轰滥炸，打得树断石裂、浓烟滚滚，红军、赤卫队凭险阻击，或进行射击，或利用山上滚石，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战斗至12日夜幕降临，红军、赤卫队弹药所剩无几。为保存实力，大部分红军、赤卫队趁夜护送群众转移，韦氏送主动要求留下，与10多名赤卫队员守护不能走动的妇幼老人。
13日清晨，敌人炮火更为猛烈，韦氏送和赤卫队员们采取近打战术，当敌人靠近眼前时才集中射击，同时撬开石架，一堆堆巨石滚入敌群，打得敌人血肉横飞。战斗持续至13日中午，赤卫队弹尽粮绝，敌人趁势攻破寨门，一步步向韦氏送和赤卫队员逼来，几名赤卫队员被敌杀害，还有6名队员拼尽最后力气冲入敌群展开肉搏战，全部壮烈牺牲。
韦氏送被逼退至山顶，敌人见她已无退路，企图将她活捉。此时，韦氏送突然扑向一个敌人，并死死抓住与其一起跳下百丈悬崖，壮烈牺牲。
韦氏送的英勇事迹后来被录入《中华英烈大典》，成为共和国的著名英雄。
红军亭。
英烈的鲜血，不只是洒在了卡存山上。三次反“围剿”、中亭保卫战、凤山保卫战，穿洞、辽立洞、陇内营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染红了中亭的每一寸土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亭一直是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这里先后被敌人烧毁民房5次共250间，牺牲的革命烈士及被杀害的群众233人，42户被斩尽杀绝，全村没有出现过一个叛徒。
“青山绿水间，红色精神永流传。”罗永克说，如今，依托“红色”资源和“绿色”优势，中亭村不仅打造了一批红色景点发展红色旅游，百香果、柑橘、葡萄等产业也是风生水起，“循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红军村’在奔向美好生活的路上永不停歇”。
（作者：河池日报社融媒体首席记者 黄开均 通讯员 黄德胜 李枭；编辑：蒙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