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窗户，洒落在陈旧的衣柜上，韦天光推开房门，在杂乱的房间翻找着他的“宝贝”，这些“宝贝”整齐地摆在他的抽屉里，复员军人证明书、革命军人证明书、纪念章、读书笔记等呈现在记者眼前。

韦天光革命军人证明书。

　　“韦天光同志系广西河池人，于195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为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特准予复员。”在“1957年10月18日”处，盖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红章，韦天光将《复员军人证明书》递给记者看。

　　“去当兵那年，我父母早已离开了。”现已九旬的韦天光回忆道，“只有当兵，我的存在才有价值。”问及不怕牺牲吗？他回答说，好男儿就应该去保家卫国。

韦天光纪念章。

　　“1953年当士兵、1954年是副班长、1955年是中士班长、1956年是上士班长。”韦天光记忆犹新。在部队，韦天光严格要求自己，白天列队训练，晚上军事巡逻，还时常在被窝下挑灯学习。

　　从军5年，韦天光主要在汕头、揭阳等地，作为中南军区三十六团四营的一名步兵，他曾手持过日本38步枪、苏式铁把冲锋枪、苏式机枪等。1955年，他曾负责看守全团的弹药房，“虽然每天站岗8个小时，但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1957年10月，韦天光复员回家。因受到当地群众的爱戴，被推选为村干部，一任职便是14年。

　　在父亲韦天光的影响下，“好男儿，当兵去”的思想在韦永生心中生根发芽。1978年12月，20岁的韦永生如愿穿上军装，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368团，在经历3个月的新兵集训之后，他凭借优异的表现被分到了侦察排侦察四班，并担任副班长。

韦永生本人。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2月25日，是开战的第9个昼夜，根据上级指挥部的作战意图，韦永生所在的侦察四班全体人员负责对敌人的954高地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更好地判明敌军兵力部署、阵地编成等情况，当天9时许，韦永生带领四班全体战士爬到离敌军高地约有三四百米距离的另一座山坡上，对敌军进行火力袭击，诱敌还击。“我们班离敌人最近，处在战斗最前线。”韦永生回忆，当时“呯呯嘭嘭”的枪响声仍使他心有余悸。

韦永生的奖章证书。

　　“我们的预案没有留意到右侧后方的27号高地还有越军。”韦永生说，954高地上的越军疯狂地反攻扫射后，引起了27号高地越军的注意，四班全体战友不仅全部暴露在敌人视线之内，还遭到了暗堡重机枪的猛烈袭击。

　　敌人的强力反击暴露了他们的火力配置，四班负责记录的同志做着笔记。就在此时，韦永生中弹倒下了。“一枪五个眼，就是在我身上验证了。”韦永生指着自己的伤口，那颗子弹侧穿他的下巴、胸膛，最后停留在手腕上，伤口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之后，韦永生继续在中越边境执行侦察任务。1978年12月至1981年10月从军期间，韦永生在中越边境自卫战中和中越边境执行侦察任务中，各荣立1次三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