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泊同三界，流离惜此辰”
1936年5月6日，新长浙大、尚未正式行礼宣誓的竺可桢，辗转找到马一浮弟子寿毅成，希望“始终未至大学教书”的马一浮能就浙大国学讲席。为此，竺可桢还曾在5月24日、7月17日两次专程面晤马一浮。但是，因为不够充分的沟通和不够谨慎的理解，浙大与马一浮的首度互动结果令人遗憾。
俗称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可以指1927年国民政府执政中国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十年。这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各地建设日新月异，故史有“黄金十年”之说；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已逾十年，传统文化出现断层，而启蒙文化又渐渐式微，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工业主义、实用主义思想，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理念，渐成社会主流。而国立浙大又以工学院、农学院立身，自然更倚重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的工业教育、农业教育，尤其在竺校长前任郭任远长校时期，“郭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可见问题之显在。文理学院内部发展亦颇不平衡，物理、数学人才济济，王淦昌、束星北自是浙大物理学璀璨夺目的“双子星”，苏步青、陈建功亦开启了学界知名的“苏陈学派”时代，而与之不能匹配的是，浙大文科长期师资孱弱，“国文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可见文史课程存在师资缺乏、课程不均、研习不精等诸多问题，学生所受文史教育和训练显然不够充分。
马一浮面对的就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大学生。以马一浮的国学功底和学问积累，他对三十年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整体评价不高。在他看来，这一代大学生正是废科举、新文化以后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年轻人，相比于前辈，他们的知识储备、文化谱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话语方式都迥然有异。有称，“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上的主要潮流是科学发展”，向这样一个群体讲授国学，“生而知之”（弘一法师语）的马一浮或颇有“嘉谷，投之石田”的顾虑。1936年他对王子馀讲“今日学生皆为毕业求出路来，所谓利禄之途然也，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当年设计《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时，马一浮甚至直接规定了讲习会的准入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其未读四书者不与。”
1936年马一浮之不就浙大，部分的原因或跟这样一种认知和担忧相关，“群迷不悟，只增悲心。”
但战争改变了马一浮。
战争让读书人失去了安静的书桌，失去了知识分子惯有的矜持与自尊，转而奔波于田畴人际之间。在轰炸频仍、满目疮痍的日居环境中，马一浮走出书斋，迁徙流离，开始接受现实世界之无情、无奈和无常。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1937年秋，马一浮离开杭州，次年1月15日自桐庐附船至建德，22日抵开化。在开化，1938年2月12日，拖家带书又身受离乱之苦和迁徙之难的马一浮想到了此时离开化不远的竺可桢，思量良久，终去一信，讲到自己的“流离”和“所望”：
自寇乱以来，乡邦涂炭。闻贵校早徙吉安，絃诵不辍。益见应变有余，示教无倦，弥复可钦。弟于秋间初徙桐庐，嗣因寇逼富阳，再迁开化。年衰力惫，琐尾流离，不堪其苦。平生所蓄，但有故书，辗转弃置，俱已荡析。……因念贵校所在，师儒骈集，敷茵假馆，必与当地款接，相习能安。傥遵道载驰，瞻乌爰止，可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得遂相依之情。虽过计私忧，初不敢存期必，然推己及物，实所望于仁贤。幸荷不遗，愿赐还答，并以赣中情势，及道路所经，有无舟车可附，需费若干，不吝详告……
竺可桢许是20日接到此函，不敢耽误，遂复一电，博学硕望马一浮即被浙大聘为国学特约讲座，“平生杜门著书，未尝聚讲，及避寇江西之泰和，任国立浙江大学国学讲席，始出一时酬问之语。”这是马一浮一生中惟一的“往教”履历，也成就了浙大历史上一段光荣的传奇。
这个时候，马一浮一定以为混沌可以产生秩序——“吾来泰和，直为避战乱耳，浙大诸人要我讲学，吾亦以人在危难中，其心或易收敛，故应之”。这个时候，他颇寄厚望于浙大诸生：“只患不能感动诸生，不患诸生不能应。若诸生不是漠然听而不闻，则他日必可发生影响”。马一浮多次提到，读书是为穷理，穷理则能致知，以应“吾心本具之理”。马一浮欲藉六艺国学引导年轻人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而回归对文化根本、对人自身和本心的关注。于是，出山讲学就成了这个时候他躬身力行的一种重要方式，并视其为儒者分内事。
“讲肆云初集，蛮陬俗未训”
马一浮“三月杪到赣，四月九日起在本校讲学。三阅月中，讲阐六艺大旨，继说义理名相，谆谆以反躬力行诲人，受教者多所感发”。在泰和，马一浮讲学11次，后来集为《泰和会语》，先后印于绍兴与桂林。
一个学期后，学校在炮火声中再度西迁。马一浮亦于9月离赣，“随校踰岭入桂，复滞留宜山”。当10月底马一浮初抵宜山，浙大已为他赁就寓居，且与张晓峰、郭洽周比邻相望，“可以时接清言”，这让老先生喜而赋诗。其后马一浮便继续向师生讲阐六艺要旨，学生自由听讲，讲余谈学论艺，课后亦常有登门求教者。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期有《马一浮先生继续讲学》一文，记马一浮当年讲学盛况：
“本学期第一次系11月23日下午在第十八教室开讲，莅听者百余人，竺校长郑教务长梅副院长国文系郭洽周物理系张荩谋史地系张晓峰诸先生皆参加听讲。”
“30日下午第二次讲演，学生以外，教授参加者仍十余人。”
“另定每星期六下午三时后为讨论时间，好学之士得蹱先生寓斋就教，藉以质疑问难，多资启导。（先向国文系郭主任接洽，每次暂定6人为限）闻最近宜山各界向学之士，慕风前来听讲者，亦有多人云”。
百余人莅临听讲，称得上盛况空前。要知道11月14号宜山学校开始上课那天，二、三、四年级注册学生仅320余人。
马一浮以为一切学术皆统于六艺，而六艺之本在乎吾心自具之义理。其学术思想中最核心的这部分精髓正是在泰和宜山，在浙大讲堂上形诸文字、形成体系的。后来收入《泰和宜山会语合刻》的宜山演讲，包括《说忠信笃敬》《释学问》《颜子所好何学》《论释义》《说视听言动》《居敬与知言》《涵养致知与止观》《说止》《去矜》等9讲。
讲学浙大，马一浮所享的礼遇是崇高的。梅光迪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学校私有的两辆黄包车之一，为他随时待命。路程稍长，竺校长的汽车就成了他的座驾”，讲座过程中，梅光迪还制定了听讲师生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1）在马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我们必须起立，直到他坐下为止。（2）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如谈话或咳嗽；任何违规者将会被立即赶出教室。（3）在讲座最后，当演讲者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们都要起立，并且站在原地直到他走为止。”据称，所有这些原则都完全被遵守，教室里保持了绝对的安静，并且充满尊重。
但是，在马一浮写给友人的信中，它呈现的却是另外一番模样：
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坐时，亦颇凝神谛听，然讲过便了，无机会勘辨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其间或竟无一个半个，吾讲亦自若。
两相对读，差别不小。当然，以马一浮的精深专研，教师和地方“向学之士”的热情高过学生，似亦不足为奇。学生们对马一浮之言义理名相、心性六艺殊无兴趣，而常去听讲的几位教师，梅光迪，郑晓沧，张其昀，郭恰周，张荩谋，贺昌群，李絜非，王驾吾等，其各自的学术方向后来亦未发生转型。梅光迪看到，“马在熟知中国文化的所有中国人中，享有至高的声誉和尊重，但是他完全不为普通公众和年青一代所知”。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或许，马一浮的影响更多在精神层面罢，就如贺昌群所感慨者，其讲学论道、诗词唱和，能让人在这家愁国恨中，寻到“忘生死，齐物我”这样一种“人生至高的情绪之和乐”境界。
马一浮泰和、宜山讲学期间，竺可桢日记里各有两次聆听讲座的记录，分别是1938年的5月14日、5月28日（泰和），11月23日、11月30日（宜山）。作为一校之长，能多次前往聆听同一门课，足以说明其重视程度，但亦感叹“惜马君所言过于简单，未足尽其底蕴”。
任教浙大期间，马一浮留下了诸多诗篇，与浙大学人亦多有诗词唱和。宜山第一学期结束后，马一浮受命创设复性书院。1939年1月下旬，马一浮作《将去宜州留别浙大诸讲友》，藉以怀念能容师子并坐之“丈室”，也流露了“云自无心任去来”的复杂心境。2月8日，马一浮别宜山西行赴渝，主持复性书院于嘉定，结束了他在浙江大学的讲学生涯。
“兰芷熏常在，云雷象始屯”
因“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因周遭遍布的流俗、庸习，马一浮总是怀抱更深更远的忧虑：“吾国固有特殊之文化，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今后生只习于现代浅薄之理论，无有向上精神，如何可望复兴？”在泰和，马一浮特为浙大学子拈出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使青年“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并期以为己任，以济蹇难，以正精神。
后来他在写给丰子恺的信中这样说：“顷来泰和为浙大诸生讲横渠四句教，颇觉此语伟大，与佛氏四弘誓愿相等”，“其意义光明俊伟，真先圣精神之寄托”，他请丰子恺找人制成歌曲，“欲令此间学生歌之，以资振作”，以更通俗的方式传播思想。待萧而化制谱完成，马一浮还将“横渠四句教谱自用石印摹出二百份，一百份与浙大……”，在1938年6月26日泰和举行的浙江大学第11届毕业典礼上，马一浮不仅尊校长嘱为致毕业辞，还让全校师生首次唱响《张横渠四句歌》，此情此景或令师生们印象深刻。
浙大辗转抵宜后，11月19日，学校总办事处会议厅举行的学期第一次校务会议，到教务长三院长总务长各系主任及教授代表共20余人，竺可桢主持讨论并决定浙大校训为“求是”，又校歌特请马一浮撰制。竺可桢当晚日记中也作相应记载：“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校歌请马一浮制”。
公推马一浮为校歌词作者，或与马一浮推倡“横渠四句歌”的创意和效果密切相关。泰和宜山而后，马一浮当是从学术的高塔、楼台走了下来，开始了更接地气的人际交往和思想传播，将“学术”致力于“功用”，致力于“开物前民”，致力于化民成俗，以使人人“明是非，别同异”，一如他讲六艺，也传“诗教”，并开书院刻书传习，用更通俗的方式传播智慧，传播守望家园的勇气和信念。
12月8日，不到20天，马一浮拿出了《大不自多》歌词。当日竺可桢日记有记：“三点开校务会议，讨论校歌问题。本校训前次已定为‘求是’，校歌由马一浮制成，拟请人将歌谱制就后一并通过。”后又“以陈义过高，更请其另作校歌释词一篇”，也就是《拟浙江大学校歌附说明》。在这篇说明中，马一浮明确表示：“学校歌诗，唯用于开学毕业，或因特故开会时，其义不同于古。所用歌辞，乃当述立教之意。师弟千相勖勉诰戒之言，义与箴诗为近，辞不厌朴，但取雅正，寓教思无穷之旨。庶几歌者听者，咸可感发兴起，方不失乐教之义。”当然，这款校歌后来还是因“词高难谱”，两年以后的1941年春，方“始获国立音乐院代制歌谱焉”。
校歌为一校精神之所附丽。马一浮《大不自多》歌词分三章，“首章说明国立大学之精神，次章说明国立浙江大学之精神，发挥校训求是二字之真谛，末章说明国立浙江大学现在之地位，及其将来之使命”，正如郭斌和在《本校校歌释义》中讲的，“一国立大学之校歌，代表一大学及一国之文化精神，事极重大，非同等闲”。
人的禀性精神，断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尽管马一浮倾力于讲论诗教国学，提振国人心志精神，但在一个集中了各种非常状态的社会环境里，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还是相当遥远。马一浮或并未能在浙大实现他传播义理、弘扬国学的初衷，所幸代代相传的校歌正成了马一浮寄托心志以“蔚成学风”的良好载体，能从根本上激发一个民族的精神潜能。而尤其在宜山完成这一传世经典，尤其让浙大诸生引领和实现这样一种精神的激荡和传承，更体现了马一浮回馈宜山和瞩望浙大的深重情愫。（作者：李杭春 编辑：杨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