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最初的追问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新军 2018-12-13 22:04:58

起自恒河的佛风,在南亚广袤的平原与幽谷间弥漫了数百年之后,于公元一世纪初某个夏日,飞越高耸的帕米尔群山,笼罩了骄阳似火的塔里木盆地。于阗、疏勒、车师、龟兹……短短十数年间,佛寺禅窟遍布了汉吏凿空的西域。兴盛的佛事,瞬间弥补了大小城邦长期征伐带来的信仰危机。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精神洗礼,是举国性的,是全民性的,也是跨越城邦国界的,超越种族的。三十六个城邦小国,显然无法满足它所要的那种蓬勃与宁静。它在那里驻足片刻,决绝地选择了向北。它一路沉寂,却时刻等待着咆哮。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孔雀河等众多兄弟一路护佑,它与驼铃与马蹄声同行。天山是一道不愿逾越的屏障,它一个转身,去向东土。这是出发时就选定的方向,也是它必然的选择。这时的它已经化作一粒粒飞沙,沿天山南侧平坦而广阔的戈壁,穿过吐鲁番洼地,掠过罗布淖尔北侧的楼兰,一路东行。

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去追溯,佛教植根东土的过程当中,西域的弹丸小国龟兹功不可没。近十数年间,我曾数次深入克孜尔、库木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等石窟群寻访,那里保存至今的万余平米的龟兹壁画,无声地见证了这一切。这些古老的佛教遗产,经历了无数种族烽烟与教派妒火,至今熠熠生辉。当然了,在那场声势浩大的佛教东渐过程中,我们还不能忘记精明能干的西域古民粟特人,他们不知疲倦的脚步穿行在亚细亚大地之上,往返于葱岭南北,来往于西域长安之间。粟特人用他们聪明的头脑和勇敢的双脚,书写了古老丝路的商业文明。与此同时,佛教被周遭的世俗裹胁着,与南来北往的胡商驼队、外交使团,与孜孜以求的僧侣相伴而行。他们沿汉通西域的南北两道渐次东进,这两条大道,在河西走廊西端有一个神奇的交点,那就是敦煌。

风从西天涌来,它以沙子的形状起伏、摩擦、汇聚,你能够感觉到它们千百年来流动的声音,它把散落的音符一个个收拢起来,糅和在一起,又播撒出去,成为这世间独一无二的绝响,这就是敦煌的旋律。

我和很多人一样,一直以来都有书写敦煌的梦想。与别人相比,我想要书写的心情,可能更加迫切一些。在距今十分久远的年代,年轻的地球走过冰川季,一条大河当时冲破还未曾命名的祁连山晶莹的怀抱,向北一泻而下,尔后蜿蜒向西。这条古老的河流在它六百多公里的跋涉进程中,孕育出一串珍珠般的绿洲。这串珍珠,包含了东面的玉门和西面的敦煌。我就出生在这条河转弯西去的地方,这种大地的血脉影射在生命个体上的亲情认同,使我书写敦煌的愿望,一直在心中涌流不息。

我19岁的时候第一次走近敦煌,那时候从我工作的黄闸湾乡到敦煌县城,班车大约要走四个半小时。对于当时从未出过远门的我来说,那个距离是遥远的。那是个七月天,班车一路颠簸摇晃,到了敦煌,连班车似乎也给累瘫了。除了感觉炎热和一路加重的头晕目眩之外,其他于我而言,都是模糊的。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去向敦煌的脚步更勤了。无论是远眺起伏的鸣沙山,还是面对崖壁侧立洞窟绵延的莫高窟,我都有一种莫名的惶恐。那些起伏的沙丘下到底蕴含着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它们从遥远的西天聚集而来?而那些如同莲花般次第盛开的洞窟内壁,虽然经历了千年岁月,却依然色泽绚丽,它们是不是已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了呢。那些或满面慈悲,或通身坚硬、面目森然,却依旧栩栩如生的木胎泥塑,难道真的不是来自天外之国的幽灵?那条峡谷中的一切,仿佛在用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向着茫茫虚空散射着电讯,向世人连续不断地发出透彻魂魄的召唤。我的目光穿过人世的层层迷雾,为一种空灵所感召,像河水一样无法被阻隔!很久以来,我仿佛只能躲在不远的远处,用渴慕的眼神凝视着这些。我像一个偷窥者,从一个巨大的洞孔里,太多地感受了生命的荒凉和精神恒久的神秘。只是那波涛下的神秘,被一层世俗的风沙笼罩着,不能被及时发现。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幻想能从公元366年的那个黄昏开始,沿着乐樽和尚当年的足迹,攀上陡峭的三危山顶,去寻找那大漠中金光如瀑,状有千佛的宏阔瞬间。在我遥如梦幻的猜想中,那里应该是寻找莫高窟诞生的钥匙和繁盛的密码。

那个年代,应该是佛教在东土被广泛传播的一个时期。那时候对佛教典籍的曲解和误读,不管是在寺庙的僧侣当中,还是朝野民间,可能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更加要命的是,这种曲解和误读还会被一再地演绎,一再地利用。信仰的危机于是产生了——真经在哪里?真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有人这样追问。

追问在任何时候都是高尚的。

一些心怀梦想的僧侣,为了解开人生的诸多谜团,便以清醒的意识和笃定的信念,选择了向西。他们要寻根溯源,求取佛祖的真言。公元366年的乐樽,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禅僧,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西行的目的并非完全是前往西天求法。他知道佛来自西天,同时佛又是无处不在的。佛无处不在,却又踪迹难觅。这是困扰他内心的一个巨大疑问,他只能用自己的苦行来证得。禅修顿悟,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悟”字。开悟——终究是要靠修的,要靠悟的。

乐樽自东土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云游而来,他没有想到会在西际之地的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有了这一番奇遇——亲眼目睹了千尊金佛在他面前次第显现的圣景。这不是佛陀对自己笃信佛家教义的点化又是什么呢?显然是自己的虔诚感动了佛祖,才让他的凡胎肉眼一睹金身。于是他断然停驻,开始在鸣沙山东侧的断崖上凿石开窟,潜心禅修。他相信眼前那条大地的裂缝,必然是通向佛国的一条捷径。众佛当然是居住在这高耸的断崖里面了。在这里修炼,距离佛国,距离佛祖将更近一些,也将会大大提高自己得道成佛的概率——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后不久,又有一个名叫法良的和尚自东土而来,与乐樽成了邻居。

出家即无家,却又处处是家。出家便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然而出家人到了敦煌的时候,真的有家了——大地撕开自己的胸膛,用赤诚接纳了一批又一批虔诚之士。一条清流潺潺的峡谷,菩提之花渐次盛开。

毫无疑问,这就是莫高窟的开始,也是敦煌走向“敦”与“煌”最初的那把钥匙。

就在乐樽和尚在三危山的断崖上凿石成窟、潜心修炼的同时,名冠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移步东来,在商贾云集的中土边城敦煌稍事休整之后,前往当时的河西首府凉州,做了吕光西凉割据政权的军事顾问,也可以叫国师。那是公元384年的事。鸠摩罗什七岁随母出家,十二岁随母亲来到龟兹,甫一露面便受到万余僧众的推崇和追随,一时名满西域。在凉州16年之后,鸠摩罗什被执政者迎请到长安,与弟子一起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佛经汉译工程,他们翻译的《金刚经》等大量佛典沿用至今。僧人法显与乐樽一样,感慨于所见佛经残损不全,其意被一再误解,公元399年,他与师弟慧景、道整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北道穿越流沙,翻越葱岭,去往天竺。他西行之初,与东进的鸠摩罗什擦肩而过。这看似与敦煌毫不相干的两位高僧,事实上间接地促成了唐王朝对敦煌莫高窟的国家投资。莫高窟也的确是在隋唐时期迎来了它的繁盛期。

以敦煌这片土地为中心,它的四周,是无数机缘的汇聚。这是机遇,绝非巧合。

西去求法的众多僧人当中,玄奘在民间是最为有名的了。江南文士吴承恩的奇思妙想使他声名远播,成了比帝王将相更加不朽的成功楷模。在玄奘对西域的葡萄浆赞不绝口之后的数十年,的确有一个名叫悟空的人,在西行途中顿悟出家,立志求法。他可能是唐朝最后一个西去天竺取经的僧人。佛在哪里,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问题,但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后来都被寻找答案的人一一破解了。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对人性本源的追问,对物质世界的考量,每一处都是枝繁叶茂的世间秘境。你游历了,你思索了,你由此而通透了,那么你保有的这个个体答案,就是佛——释家叫做佛。它不属于善,却能使你善;它不属于恶,却能使你恶。它还有别样的名字,道家叫做道,儒家叫做仁。在敦煌,这些一个都不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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