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家乡生活的时候，村里有一道特殊的风景，就是每一栋房屋的厅堂，至少都有一架纺车。

能够驾驭纺车的，都是属于我叫婆婆辈的人物，她们全都清一色的“三寸金莲”，每一双小小尖尖的布鞋,都像一个翘角的小船模，上面绣着各式各样的花，红红绿绿，各自展现着主人的手艺。婆婆们全都能纺会织，能描会绣，技艺十分精巧。上纺车时，她们个个打扮得齐整，发髻盘得油光发亮。她们端庄地坐在纺车旁，膝上架着一只笸箩，一只小脚踏在纺车轮子的竹踏板上，轻推慢回，把散盘在笸箩中的丝线，卷上纺车的叶轮。

很早的时候，村里很难得有人穿棉布，人们的穿着，就凭着她们的一双巧手。我还小的时候，村里人还把外面买回来的机织棉布叫“洋布”，但大多数人家床上盖的被套、挂的蚊帐，都还是土布缝制的，只是有了染布匠来，家家户户就把织好的土布请匠人去染，也没有什么多样的颜色，除了淀蓝就是藏青。布匹染好，再请裁缝裁剪缝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村里已有了供销合作社，棉布的品种花色也多起来了，什么劳动青、灰卡几、白糙洋，还有其它款式的红布、花布等等，并且后来还出现了“的确良”“的确卡”等化纤产品，但买布还得凭票供应，基本上一个人一年的布票，最多也只能添一套新衣。所以在70年代末期乃至80年代初，村里的纺车仍是一道风景，一首古老、优雅的歌。

纺车，仿佛一个时代的划分。我的母亲就不会踩纺车。我的母亲五个姐妹，就从她开始不会踩纺车，村子里也就从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那一代人开始，不会纺线织布。因为她们都是大脚板，轮到要她们缠足的时候，恰好遇上了民国革命，免了她们的皮肉之苦。听说我母亲还差点被缠足，外婆挑好日子要给她缠足，她早早就跑到野外去打猪草，有意错过了时辰，回家无非挨了一次打骂，但她逃过这次劫难，就迎来了政府下令废除妇女缠足。

过去凡被缠了足的女子，基本就免去了户外的劳动。小脚走不动，就窝在家里跟着奶奶或母亲学“女红”，纺线织布、绣花纳鞋，就成了她们的必修课，一直修炼到出嫁为止。“女红”修得好，出嫁也光彩，嫁到一个村庄，人们看她穿在脚上的三寸绣花鞋，就个个“啧啧”称赞。

时代总是在进步的，应该说我母亲她这一辈人，尽管少学了一门纺绣之技，但毕竟免去了终生的缠足之苦，更重要的是他们生儿育女的时候，早期婆婆做手工纺织，后来工厂化的生产日新月异，也证明了她们无需学习“女红”。

我在农村成婚那年，“的确良”“的确卡”已经有 了，布票份额也提高了很多，做蚊帐的纱布三寸布票就可买一尺，但我母亲决意不肯买纱布做我的新房蚊帐，说结婚是喜事，不能挂白帐，而且棉纱布的透气性也不如土织布好，拗不过，我只好听从母亲安排。

那年春天，母亲叫我到鱼塘边上去挖了一块地，整了一条厚厚的畦垄，又叫我挑了二桶腐熟的粪便作基肥，母亲就在地里撒上了苎麻种子。没过多久，苎麻苗就密密麻麻地从土里冒了出来，过了一阵子，母亲又仔细地去地里间了苗。由于基肥下得足，那长长的一畦苎麻长得比我还高出半截。快入秋的时候，苎麻成熟，母亲又叫我去把他们割了。母亲叫来我伯婆帮忙，花了一天时间，将苎麻一根根地剥下外皮，绑成二捆放溪水里用石块压住。几天以后，苎麻的表皮就已经腐烂，母亲来到溪边，将它们放石头上，用捣衣板捣了又捣，搓了又搓，苎麻腐烂的肉质表皮就全被洗去，仅剩柔韧光亮的纤维。

晒了两天，两捆苎麻就像摊在晾衣杆上的银丝，一阵微风，飘飘扬扬。苎麻晾干后，母亲就将它们交给了伯婆，那一阵子，除了一日三餐站站锅台煮菜，其它时间都跟着伯婆学着抽丝和接丝，一个多月的工夫，才把一畦的苎麻抽成细丝，并逐根连结起来散盘在笸箩里。

麻丝抽好并连结完后，母亲就再也插不上手了，伯婆就用她的纺车再慢慢地纺成纱锭，之后就在厅堂上架起她的织布机，先细细地布好经线，就凭着手工飞梭，脚踩打梭棒，生生将十几个纱锭变成了一匹宽大的土麻布。

后来，赶巧村里来了个染布匠，母亲花了6角钱将布染成了淀蓝色，再请来我的外公手工裁剪，缝制了一顶宽大的蚊帐，还在帐楣上，镶上了她和父亲用过的那块挂满铜线的帐帘，帐门一牵，琅琅作响。

时间久远了，几次搬家，那顶蚊帐也不知去了何处，连同被时代取缔的婆婆们的纺车，只能被装帧成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