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有三个方面无法适应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新需求；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楚；三是金融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政府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在9月15日召开的《2018·径山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媒体发布会上，《报告》项目牵头人、CF40（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代表课题组做《报告》发布。

《报告》由CF40主办、浙商银行独家支持，主题为“强化市场机制 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分为一个综合报告和六个分报告，提出了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主张。

七方面实现金融体系转型

《报告》提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驱动，现在需要转向创新驱动。

发布会上，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认为，构建完备的现代金融体系已是中国金融的当务之急，亟待“补短板”。沈仁康认为：“现代金融体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要求中国尽快建立现代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资源配置的枢纽，现代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作用。”

“今年我们讨论的核心是国内金融改革。一个最主要的信息就是 ‘强化市场机制’，如果有一个核心词，就是 ‘市场机制’。”黄益平表示。我国金融抑制指数偏高，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较高，在过去40年间，这种方式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2008年之后，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过去曾经行之有效的金融体系，似乎出了一些问题。具体看来，资本和金融效率有所下降，金融风险有所上升。

因此，必须加快现代金融体系转型，更好地发挥我国商业银行导向的金融体系的后发优势。《报告》提出，“现代金融体系”的“现代性”应主要反映“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高资本市场在金融交易中的比重，即“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增强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即“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关键之一是实现市场化资金定价，充分反映风险偏好和市场供求，形成各类期限的金融市场基准收益曲线；三是维护金融稳定，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面对上述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往哪个方向转型？

《报告》建议，可以考虑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构建现代化、市场化、适应创新要求的金融体系。第一，真正实现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二，进一步推进银行的商业化改造。第三，围绕信义义务发展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第四，建立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金融政策。第五，金融监管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第六，货币政策要从数量型向价格型框架转变。第七，完善现代金融的法律体系。

发挥政策利率“锚”的作用

针对如何构建符合中国金融体系的货币政策框架，《报告》建议，我国有必要提高政策利率调控有效性，理顺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完善市场化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

首先，要确立我国的央行政策利率以锚定和引导预期。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名义锚”的确立有助于减弱外部冲击对于公众预期的影响，维护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央银行对政策利率的宣示和维护，就是确定和实现这个“锚”或基准的过程。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坚定不移地确立政策利率调控框架的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和理顺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发挥包括短期和中期政策利率在内的政策利率的调控功能，逐渐取代存贷款基准利率，继续将M2等数量指标作为监测指标。

其次，要稳定央行流动性操作机制。为更好地发挥央行政策利率的锚定预期功能，应扩大借贷便利工具合格抵押品范围，保证抵押品的可得性、规模性、便利性等要求。加快推进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评级试点，增加金融机构合格抵押品，建立起包括国债以及达到一定评级要求的地方政府债券、金融机构债券、公司类信用债和银行贷款等在内的抵押品体系。推进创新工具常态化，提高操作的规律性和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

再次，要促进央行资产负债表从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的转型。随着外汇占款的稳定，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发生了变化，这为央行资产负债表主动管理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应坚持“量服从于价”原则，通过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进一步提高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同时，应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具体而言，一是抓紧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以及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来打破市场之间的分割；二是推进要素价格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地方政府事权财权划分，进而消除财务“软约束”；三是建立规范化、市场化金融机构退出机制，顺应市场适时适度处理个别金融机构的违约行为和破产事件，打破“刚性兑付”，促进银行间和产品间信用利差的形成。

最后，要完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支持体系，建立健全货币政策决策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央行信息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