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智范:于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典范
教师博雅 2019-01-03 14:08:49
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智范

在当代中国,于漪,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于漪老师,已成为引领广大教师精神境界和专业素养的一面旗帜。

于漪的卓越成就,社会各界有目共睹;于漪的学问人品,广大教师有口皆碑。党和政府给予的各种荣誉,在人民大众中的崇高声望,早已对于漪的历史性贡献做出了认定,对于漪语文教育思想,学界已经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均无须我再多言。我虽然早闻于漪之名,崇敬其人,但认识于漪老师很晚,已是本世纪初。


初见时,觉得这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长者,接触多了,又觉得她身上有古君子的铮铮风骨,交往既久,心中便树起了一位人文知识分子的典范形象。本世纪初,全国掀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我有幸以高校教师的身份参与其事,于是获得了近距离接触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的机缘,聆听她的讲话,研读她的文章,与她交谈,向她请益。

尤其是在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制订和教材审查活动中,我经常能从她那里得到启发,自己很多想法也常与她不谋而合,于是更加关注她的见解,并进而去阅读她的著作,想寻绎出贯串其间的精神脉络。我总体得到这样一个强烈印象:

于漪老师的为人处世和教育思想,与基础教育立德树人的功能,与语文教育“人”“文”同一的本质属性,这三者之间,竟是如此的相互契合,甚至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


高尚博大的人文情怀


十多年的交往和学习,让我不由想到古人的名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文学创作如此,语文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于漪老师,正是以她非凡的胸襟抱负和远见卓识,用毕生心血谱写出语文教育的辉煌诗章,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语文教育家。在我看来,于漪“第一等”的襟抱与学识,主要体现在她具有高尚博大的人文情怀。

于漪给她供职的师范学校拟定的校训是:“一身正气,为人师表。”我认为,这既是她为教师培养确定的规格,也是其自身人格恰如其分的写照。我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站立着的大写的“人”,是内在蕴蓄的高尚博大的人文情怀。于漪老师说,“选择教师就是选择了高尚,就是选择了跟我们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的伟大的教育事业”。于漪是一生耕耘在学校课堂的优秀教师,是孜孜以求卓越境界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是引领一代教风的著名教育家;但在我心目中,她首先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典范。

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必然胸怀教育大目标,有着立德树人的自觉追求和崇高使命感。我在于漪老师文章中经常能读到十分动情的文字:

“什么叫敬业,就是认认真真,恭恭敬敬。……我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我曾经想过等我退休了别的什么都不干,就睡觉,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等年龄大了,就睡不着了。”

“……我真累。前两年重病我到医院里话都不能说,筷子都拿不起来,我才体会到四个字的分量:心力交瘁。”

从这些锥心泣血之言,我读出了蕴含的重量: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崇高责任,对年轻生命的关爱尊重,她以毕生精力、全部心血投入语文教育。这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最重要素质,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性。她那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都化为了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胆忠心,可以为之呕心沥血,可以为之万难不辞。

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必然以仁爱之心待人处世,尤其是怀有热爱下一代的炽热情感。于漪深情地说道:

“什么是做人?‘仁而爱人’,心中是要有别人的。……教育是一门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所以我一谈到教育,心里就着急,着急的是孩子。”

于漪老师多次强调要提高师德,要“目中有人”,要培育爱生之心,认为“这种爱超越亲子之爱,友人之爱,因为它包蕴了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献身教育事业,自觉立德树人,满怀爱生之心,当然体现了于漪老师的一身正气,令我们无比崇仰。但更令我钦佩不已的,她那种高尚博大的人文情怀,决定了她对语文学科特质和功能具有深入底里、直指本心的透彻了悟。

于漪牢牢把握了语文学科内容与育人大目标相融合的大方向,而且把育人与学文看成是一件事,在她心中,“人”与“文”本来就是完全合一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这种“人”与“文”的高度同一性,是语文学科的真正价值和独特功能所在,在基础教育众多学科中,唯语文学科才有。

她说:“语文教师应树立鲜明的‘育人’目标,‘教人’要纳入‘育人’这个大目标。只见‘文’,不见‘人’,充其量只在鸡虫得失上兜圈子,很难成为学生生活的导师,道德的教员。”此乃于漪的人文情怀中最值得珍视的东西。这一观点的提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但即使二十年之后,在各种关于语文的争议中它常能拨云去翳,占据着语文教育价值观的制高点,读来仍觉得振聋发聩。

我们一般把语文定性为一门基础性学科,这本来没有错。但对语文更本质的界定,这是一门影响人的一生、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塑造人的人格面貌的人文基础学科。在于漪的著作和讲话里我们发现,她是牢牢把握语文作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科、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在她那里,语文本质观被表述为“人”“文”一体,我以为这是于漪丰富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最为核心的观念,是她考虑语文学科诸问题的逻辑起点。

有人曾经说,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本质特征是工具性,那么请问:语文之外有哪一门学科,与人的思维、情感、心灵、精神活动有如此紧密的关联?离开了人的思维、情感、心灵、精神活动,还有语言的学习和运用吗?语文还是语文吗?明乎此,我们自然会摒弃把语文学科仅仅看成是知识灌输的学科,技能训练的学科,或者是近年来有人声言的,语文是一门与内容无关的、学习语言形式的学科的观点。

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我认为是这方面划时代的扛鼎之作,就是在这篇论文中,于漪老师首次提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

随之在一次访谈中再次强调“语文学科是一个很特别的学科,工具性和人文性——两者不是一增一减,而是如何想办法沟通交融、互渗互促的问题”。数年之后,制订新时期语文课程标准时,在“课程性质”部分首次正式作出认定:“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两性统一”的认定,是语文教育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它对纠正单纯强调语文工具性带来的诸多弊端,防止语文教学人文性的流失,以致立德树人目标的架空,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以于漪为代表的当代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贡献。

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必然对现代人应具有的素质有着深刻的理解。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于漪认为的“新人”,她心中那“活泼泼的一代新人的生动形象”是怎样的呢?她说:

“……现代人的素质,应该是思想活跃,富于理想,自学能力强,善于吸收各种新信息,能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勇于改革创新。”

这样的新人,当然不可能在封闭的课堂教学环境中,通过知识灌输或者技能操练可以培养出来。从尊重人的立场出发,一方面会特别秉承“君子不器”“因材施教”等古训,一方面又顺应新时期的人本教育理念,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把学生看成学习的主人。

既然把语文课程的性质定位在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那么,交流沟通的主体是学生,交流沟通的内容是人的思想情感,交流沟通的重要依凭是言语作品即人的心智成果,因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与人的精神成长,包括情感的丰富、思维的发展、心灵的提升等同步。

故此,于漪尤为认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同参与,学会生存”的现代教育宗旨,在多个场合加以阐扬。


语文课程改革的引领者


对育人大目标的重视,对学生的热爱和尊重,对现代新人素质的理解,决定了于漪的语文教学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好像听到过一种说法,于漪是语文教学“情感派”的代表。其实,这个概括并不全面,于漪本人也从来无意于开宗立派;但注意到于漪对语文教学中情感熏陶感染作用的一贯重视——我们读一下《语文教学谈艺录》中“传之以情,以情激情”一节就可以知道——并始终坚持之,力行之,确实是抓住了于漪语文教学风格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我概括为:以情感沟通情感,以心灵呼唤心灵,以生命点燃生命。

不过要加以说明的是,她既关心“动情”,又不忘“激思”:

“唯其知之深,心灵上才会镌刻上永不磨灭的印痕,久而久之,收到豁然贯通的效果。不着眼于让学生‘思’,课文便好似浮光掠影,瞬息消逝,学生得益甚微;不着眼于让学生‘多思’‘深思’,学过课文虽也能似雁过留声,但尔后回味甘醇则如黄鹤一去。”

这里说的情感活动,并非仅仅是感性层面的表现,还要向理性层面提升;同时,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活动,始终是指向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运用,并且是在学习和运用语言文字的真实情境中运行的。以情启理,理中蕴情;缘文释道,因道解文,这应该是对于漪语文教学风格的恰当概括。

到本世纪初,经过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多年思考和实践,语文课程改革已经呼之欲出,势在必行。新的国家语文课程标准终于诞生,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观点,如在表述语文课程基础性的含义时,其中就包含了“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在表述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时,把“语文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感受和理解又往往是多元的”视为语文教育的主要特点;在表述什么是完整的语文素养时,指出“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把这看成是语文素养的有机组成;在表述语文课程的性质时,强调“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的同时,特别加上了“促进自身精神成长”的新提法。

这些在过往的语文教学大纲中被忽视或者简单化的新认识,呼应了以于漪为代表的语文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凝练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杰出贡献。说以于漪为代表的人文知识分子引领了新时期语文课程改革,应该不为过吧?


与时俱进的现实关怀


以上所谈对于漪“一身正气”人文情怀的个人感受,当然不足以完整地表达于漪对中国语文教育的价值。我在学习于漪老师著作时,还感受到她的语文教育思想其他一些方面,比如她始终根植母语教育传统的沃土,强调汉语言文字的民族特性、母语教学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联,重视积累、感悟、熏陶和语感培养,故她的思想蕴蓄着深厚的底气;比如她具有唯真理是求的学术素养和理论品格,在论著中常常表现出宏阔的历史视野、严肃的反思精神和严密的学理逻辑,故其思想显得磅礴大气;又如她有着强烈的淑世精神,既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思想者”,又是一位现实改革的“在场者”,这种与时俱进的现实关怀,使得她的思想能够深接地气。

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于漪老师还感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尽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笔耕不辍,诲人不倦。她向我们发出呼吁:“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挑战,广大语文教师要有一点新思考,有一点新作为。勇当排头兵,积极探索,积累经验,开拓创新。

写到这里,我深深感慨,我们的时代有于漪,是中国语文教育之幸,广大师生之幸,说到底,是国家民族之幸!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于漪对中国语文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将是一个常谈常新、认识不断深化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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