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学丨教育科研:我的回望与企盼
第一教育 2018-10-15 14:05:51

假如基础教育也可以当作一种科学来研究,这样的科研热潮在我国少说也有三四十年了,现正处在“而立”到“不惑”的当口。本人从教五十年,正好与这段历程颇有关联,所以想结合自己做过的、亲眼看到的事情谈一些个人从事教育科研的感悟。


懵懵懂懂被推上真干实做的舞台


开始时,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教育科研,有的只是改变落后地区教育现状的初心。走上工作岗位前,我没有上过师范学校,没有学过教育学、心理学,更谈不上教育科研,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196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远郊青浦县一所建在尼姑庵旧址的学校当教师。年纪尚轻的我,有过灰心,有过彷徨。每当此时,常会响起母校老校歌的旋律,“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人生际遇光怪陆离,有时顺利,有时挫折,不管把你扔到哪里,都要拒绝无奈,奋发有为。凭着这样的信念,做好这份工作成了我后来进步的起点。当然,改变现状谈何容易。只能下定决心,甚至立下“军令状”真干实做。


“真干”就是针对真问题的干(不是无病呻吟),“实做”就是做出实效来(不做表面文章)。意在真干,重在实做,锲而不舍,一年做不到,就做三年;三年做不到,就做五年;五年做不到,就做十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我总结出了普通条件下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举措和原理(如情感意志、有序推进、尝试活动、反馈调整等方面)。到这个时候回头一看,原来这就是学校教育科研。学校教育科研的主要方法是行动研究,行动中的研究是振兴学校、提高教师的重要途径。数十年实践表明,这句话千真万确。


搞科研靠的是人,人是多彩的,一人一世界。有的人善于做,有的人敢于想,有的人务实,有的人求新。这样,学校教育科研就出现了三种人:第一种,善做而务实,这是大多数,可以放手让他老老实实地做;第二种,敢想且善做,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可以作为标杆来引领;第三种,敢想又求新,但付诸行动有欠缺,不妨请他给他人以启发与激励。以上三种人缺一不可,组成了教育科研的命运共同体,面对系统生态的社会新时期,只有勤奋、没有合作成不了大器,教育改革的成败,区别往往在此一举。这是在识人和用人方面的一种保障。


摸着良心想少一点对事业的亏欠


2012年本人退出上海市教科院的工作岗位,现已6年多。退出岗位后,少了许多曲曲折折利益关系的纠缠,如早年必须处理的创收与分配,后来的科研立项与评奖、职称与荣誉,直到近来的绩效与收入等。利益驱动看得淡了,于是便多了一点对教育科研本色的理解。比如想到,如今诱惑太多,好的教育科研常须摆脱诱惑,不要那么急功近利,诱惑可以引人进门,但决不是终点。


真的教育科研是令人敬畏的,甚至要牺牲一点自我,如大家所知道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伽利略用望远镜证实了地球在动的学说,被抛入异端法庭的监狱,在终身禁锢中度过余生。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用病原微生物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这些都是科研工作者的献身精神。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本人愚顽,看清诱惑、知道天命整整迟来了二十年。现在可以扪心自问了:五十年从教一晃就过去,一辈子搞基础教育,有益的事做得不多,弯路却走了不少,比如学生的社会责任与追求问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负担问题等。时代在变,我们的工作明显跟不上。早知如今没有搞好,何不当初就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更加关键的工作环节中去呢?因此良心发现,对身外的欲求就少了许多,说话也少了点遮遮掩掩,多了点本真的考虑。


总结过往,看准的事还得争分夺秒地身体力行,走过的弯路要坦陈其教训,需要几代人才能干好的事则留下火尽薪传的企盼。一句话,真心实意地想少一点对教育事业的亏欠。


洗尽铅华留下六个字的企盼


本人四十年做教育科研,文章写了一些,还凑齐了几本书。洗尽铅华,还是应当回到现实。本人做教育科研,很喜欢“实”这个字,因为它可以规避矫揉造作,真实的想法、朴实的材料、扎实的工作,可以随手取来,省得绞尽脑汁翻花样,这当中别无其他深奥之意。


出于这样的思考,我想说一说六个字的企盼,那就是:扎根、践行、循证。


扎根,为了学校教育科研的生存,必须把根深深地扎进学校教育的土壤。


践行,学校教育改革空谈无益,研究的智慧源自目标清晰的行动。学校需要“指点江山”的人,但更需要的是“打江山”的人。


循证,学校教育科研大家做也做过了,效果如何也已心知肚明,现正处于“高原”。要冲破瓶颈,有点“山穷水复疑无路”,但如今的循证性实践却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


近年来,遵循证据的研究正逐步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趋势和教师发展的前瞻范式。这种研究是指:教师或研究者根据教育目标、学生实际与其他条件,运用规准的证据、个人的专业智慧所开展的循环改进的研究历程。循证研究于上世纪末首先在医学专业中勃兴,此后延及教育等诸多领域。医学诊疗不能光凭经验,要讲究科学证据。医学有很多刚性的检测数据和预后指标,教育有所不同,更多的是软信息,而且预判的根据更为多样,不同的质量观就有不同的判别。就我的陋见所及,循证教育实践研究有如下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注重循环性的历程。教师或研究者在多次的尝试、反复循环中不断改进,这与循证医学不尽相同。多年前,我与我的同事曾对上海等地120位名师做过访谈,研究他们的成长历程。在众多的原型经验中,概括出一种专业引领与行为跟进并重的教师行动教育范式。详见下图。




这种范式与行动研究相通,都基于“体验——理解——计划——行动”的循环往复,曾在全国范围“创建以校为本教研制度建设项目”中广泛推广并取得实效。学术界认为,这一模式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东西——对行动智慧的认可,体现了中国“知行合一”认识论的血与脉。这样的循环历程形成了中国教研特有的“组织文化和行动路线”。


第二,寻找规准化的证据。循证教育实践研究的重点就是遵循证据,注重证据的规准化。一是证据必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针对性,问题不可太空泛,证据力避“牛头不对马嘴”,应具备一定的显著意义。二是结论与观察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逻辑严密性,谨防以偏概全和简单武断,多个证据则需考察其中的相容关系。三是重视所得结论在特定情况下的精准性,对象、条件改变了,结论也会随之而变,重要的是提升解释力,解释力强才易于迁移。正如前面所说,循证医学侧重“硬证据”,因此严格实验为最佳证据。循证教育有多种“软证据”,除了量化的还有质性的、经验形态的等。因此,循证的方式至少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性证据与专业智慧、实际经验的融通互补。几方证据结论一致方可作出明确的判断;结论自相矛盾,切不可轻易决断;如果结论不尽一致,也还是小心为妙。


2.基于目标、条件、过程、效果四方面分析的证据分类,而不是事先分成孰优孰劣的等级。


3.最佳证据一定在整个循环改进过程中逐步形成。总的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研究人员,在经验空白的时候积聚经验,有了点经验说不清道理的时候呼唤证据。这就是本人五十年间不断回望、不断企求所走过的坑坑洼洼的路。


(作者系上海市教育功臣,上海市教科院原副院长,上海市特级教师)

(本文刊载于《现代教学》2018年7AB合刊《中小学教育科研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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