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峰: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使孩子们获得享受幸福的能力
第一教育 2018-10-10 11:25:58

前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了一篇万字长信,引起热议。


写信的是陕西师大文学院副院长程世和,信的对象是“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


双方都是有分量的人物,而且这封信有一个弥漫着浓浓火药味的标题《敬问温儒敏:你是否还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 的呐喊?》。笔者想说的是,应试教育陷我们的孩子于水火之中, 已非一日。要灭火,大家先不能有“火气”,否则会火上加油。


这场讨论关系到中国语文教育的未来,不可不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本文选自《上海教育》杂志2018年10A刊,文章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参考杂志。



中国语文教育的未来

从程世和院长致温儒敏教授的“万言书”谈起


1

学习的关键是要有收获有兴趣


金句:


1、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学生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


2、对“负担”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


3、什么叫刷题,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低层次的重复,为了成为考试的熟练工,去揣摩去迎合命题者意图。


4、与其“减负”,倒不如“换负”来得现实。以有益之负担,取代无益之负担。


温儒敏在采访中说:


“语文教学的病症在哪里?就是读书太少。”所以“新教材专治不读书”,要“用考试倒逼你读书”云云。


对这些话,程世和十分反感:学生负担已经如此之重,我们怎忍心雪上加霜,“用考试倒逼读书”? 


关于减负,2008 年笔者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个讲座,题为“人是怎么不见的”。其中有一小节谈及,不妨录于此: 


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学生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 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负担重。


而且对“负担”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 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


有些负担要加。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有些课文看一两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地探究分析、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 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 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



本来,教育是慢的事业,急不得。有一所美国中学老师告诉我,他们的校训是三个字“慢慢来”!学习是一件艰苦并且快乐的事,常能听到学生说一句话:“我不怕苦,只怕苦得没意义。”


负担要减轻,关键是要有兴趣,有收获,有成就感幸福感。假期中笔者带学生追寻东坡足迹,虽然一路在“游”,“学”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但学生都很兴奋,情不自禁地谈体会,有两句特别令我动容:“不知怎么我现在非常喜欢背书,一背书就开心。”“我喜欢上了写诗,遇到什么就想写,停不下来。”可见,只要有兴趣有成就,读书背书写诗作文都不是负担。


我们不要低估孩子,学生的潜力无穷,关键在引导。你引导他读书,他就读书,你引导他刷题,他就刷题。什么叫刷题,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低层次的重复,为了成为考试的熟练工,去揣摩去迎合命题者意图。这种被动的、机械的、无趣的劳动,剥夺了自由阅读主动思考的空间和乐趣,严重影响了孩子们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可见,刷题,才是负担沉重的祸首。既然,负担是由刷题造成,只要刷题的现状不改变,“减负”便是一句空话。


怎么改变?与其“减负”,倒不如“换负”来得现实。以有益之负担,取代无益之负担。换言之,就是用读书取代刷题。笔者理解,这正是温儒敏这次改革的初衷,这是一个现实可行,也是极有意义的一个目标。



2

读书思考与行走的教育意义


金句:


1、上学就是为了成为一个会读书人,不会读书等于没上学。


2、刷题是迎合揣摩,是被动学习,仅仅为了分数,为了考试;而阅读是主动学习,独立思考,是为了丰富和提升自我,传承积累优秀文化。


3、阅读是“输入”。所以阅读量非常重要,有一定的量,“质”才能上去,人文素养才能提高。


4、温儒敏倡导,将哲学、历史、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内容都放入学习范围,这种“大语文”“大阅读”很重要……书读多了,视野开阔了,理解深刻了,语文水平自然也就高了。


阅读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太重要了。简单地说,上学就是为了成为一个会读书人,不会读书等于没上学。


刷题与阅读的根本差别在于,刷题是迎合揣摩,是被动学习,仅仅为了分数,为了考试;而阅读是主动学习,独立思考,是为了丰富和提升自我,传承积累优秀文化。读书是多多益善的。谁的书读得多,谁的内涵就丰富。这是常识。


用现代词语说,阅读是“输入”。所以阅读量非常重要,有一定的量,“质”才能上去,人文素养才能提高。一味应试做题, 不但不能提升素养,相反会破坏学习语文的兴趣和学生的语感。


刷题,很枯燥、很累人。很多学生中学毕业了,除了几篇可怜的文章和毫无价值的教辅,什么都没有,更没有养成阅读的兴趣, 没有培养阅读的习惯,没有具备阅读的能力。


当然,光读也不行,还要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了巩固和考查学习的成果,就要做习题。本来适当地做习题,是需要的。但两者的关系是,读书是本,习题是末, 习题不能代替阅读。可是现在竟然本末倒置,不但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发展到刷题一统天下的程度。


程世和担心“将书目弄得越来越多,让孩子们望而生畏,不但收不到良好效果,反而败坏孩子们阅读胃口”。所以,他反对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 篇增加到72 篇。


其实,背诵是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是真正的精读。通过背诵,使其言若出吾口,使其意若出吾心。有的一辈子不忘怀。如果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读了后面忘了前面,效率反而低下。犹太人提倡一种学习方法叫做“生吞之功”,这与我们传统的学习方法“吟诵之功”异曲同工。


以笔者五十多年在中学语文教育一线的经验而言,背下72 篇经典,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很难,那远比支离破碎的“阅读分析”“知识点讲解”具有操作性,而且更能让学生努力就有所得, 找到成就感。


在具体操作上,程世和则提出要给语文教学范围定一个边界,这个意见是中肯合理的。其实到底读多少,读什么,哪些要背下来,哪些非读不可,哪些凭你的兴趣自己去读去背,都是可以好好商量的。



温儒敏提出的数量和篇目未必对。程世和提出“二十四本”,也未必切合实际。中小学二十四个学期,刚好一学期一本,似乎足够合理,足够理性。然而事实上真正操作起来, 并不是这样匀速。过去上海市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的教改,一本《红楼梦》读几年,照样效果不错。如果是泛读,有能力的孩子, 十二年里读上一百本又何妨?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规定”,要慎之又慎!还是因人因校而异为好。


语文课本,严格地说是“杂志”。现在提出整本书阅读的概念,这是一大进步。笔者多年前曾提出“读一本书,熟悉一个人” 的建议,就是针对浮光掠影的阅读而言。当时应者寥寥,现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确实是件好事。


温儒敏倡导,将哲学、历史、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内容都放入学习范围,这种“大语文”“大阅读”很重要,这与过去为了解决几个知识点的语文学习截然不同。书读多了,视野开阔了,理解深刻了,语文水平自然也就高了。


当然除了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有条件的可以带孩子们出去走走,有计划有目的地去触摸大自然,触摸历史,使读的书活起来。这比关在屋子里整天刷题,不知要好多少! 


前不久,学校组织了九天的追寻东坡足迹研学之旅,感受苏轼的人格魅力,品味他精神升华的过程。在他生命停留的每一处,进行现场教学。学生们不仅大量背诵吟咏诗词文赋,还“小试牛刀”,每人平均创作了十多篇古诗文。最可喜的是在这过程中,进行真善美的熏陶,为人格塑造、心灵净化、审美情趣培育、想象力与创造力养成提供了沃土。


在笔者看来,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使孩子们获得享受幸福的能力,最终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谦谦君子。课堂讲授、习题作文、整本书阅读、研究性学习、文化行走,乃至应试,都不能背离这个目的。



3

以考试引导学生多读书


金句:


1、有人以为降低考试难度,就有时间读书了。但只要指挥棒方向不变,难度再低,负担照样可以很重!照样可以刷题,学生更是苦不堪言。


2、分析判断想象创造太重要了,没有分析判断,怎么辨别是非?没有了想象创造,社会怎么进步? 那比背几十篇文章读几本书重要得多。


3、问题是,怎么考?不是什么重要就能考什么的。目前情况下,直接考分析判断创造想象,会陷入揣摩迎合的泥潭,只有通过考学生的积累、理解和表达。


4、如今的语文考试恰恰是犯了“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的错误。标准答案是不标准不客观的,对没有标准答案的主观题,评判时又太主观。


5、考试就是要通过考查“速度”“广度”,提取信息的“准确度”,理解的“深度”来倒逼学生读书的。


要求读书,多多益善,学生不愿怎么办?家长不肯怎么办? 教师不会怎么办?只有“倒逼”! 


“倒逼”这个词很有意思,它的内涵是引导、促使、逼迫。考试是指挥棒,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总是在倒逼。


“逼”学生读书还不算太难,他们很听老师的话。


“逼”家长就不容易,他们更功利。过去笔者在复旦附中教高中,逼学生读书,孩子们感到语文那么有趣那么重要,便主动地读书思考。如今笔者在复旦五浦汇做校长,这里的学生整体也很优秀。可笔者不止一次地听家长们抱怨孩子“不爱学习,只喜欢看闲书”“成绩下降了,看那么多闲书有什么用”,把“学习”与“看书” 对立起来。看似荒谬,却有道理,因为多读书者,未必占优势。在竞争压力下,“提高分数”是首选,“读书”要为提高分数服务。


有人以为降低考试难度,就有时间读书了。于是大呼要降低要求,这也许有道理。但只要指挥棒方向不变,难度再低,负担照样可以很重!照样可以在低层面上工业化地刷题,学生更是苦不堪言。


怎么办 ?“ 逼”!问题是怎么“逼”? 


温儒敏主张拨转指挥棒,使其导向读书,改变考试内容和形式,使揣摩、迎合、套路置于无用之地。当然,改革是一件极其严密极其烦难的事,必须极其慎重。


25 年前,笔者在上海《文汇报》“教育园地”发过一篇小文章, 就是谈“怎么逼”,题为“语文应该考什么”,提出了考“三个多少两个怎么样”,即“读了多少,背了多少,理解多少,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


当时有人质问,这样的考法,是不重视分析能力判断力,不重视想象力创造能力。笔者强调,分析判断想象创造太重要了,没有分析判断,怎么辨别是非?没有了想象创造,社会怎么进步? 那比背几十篇文章读几本书重要得多。



为什么不考?问题是,怎么考?不是什么重要就能考什么的。道德品质重要,你用书面答题考得出吗?在目前情况下,直接考分析判断创造想象,结果会陷入上面所说的揣摩迎合的泥潭。


君不见三十多年来语文考卷不是充斥着分析题判断题吗? 这样的考法能提高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吗?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吗?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考学生的积累、理解和表达。通过考这些,逼孩子们读书、思考、表达、苦练。这才能考出真水平, 这才能引导他们读书。因为这样的考,来不得半点作假。


可以想象一个读过几十本书,背出几百首诗几十篇文章的孩子,他的语文水平会差? 


笔者到今天仍然坚持二十多年前的观点。


任何一种测试都需要遵循科学规律,必须考量信度、效度、区分度,也就是要做到“考得到”“考得准”。如今的语文考试恰恰是犯了“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的错误。


所谓“客观题不客观,主观题太主观”,就是指今天我们的试卷中那些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是非题等客观题,它的标准答案其实是不标准不客观的


比如对苏东坡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理解,书上大多说写出东坡的豁达, 但是笔者却读出了东坡的“伤感”。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的理解,别人说读出了“祝愿”,笔者却看到了苏东坡的“泪水”。到底谁对?没有客观的标准答案。



相反,对没有标准答案的主观题,评判时又太主观。比如, 为什么一定要说李白是怀才不遇才算对,而分析李白不适合做官就错了呢?既然是主观题,为什么不容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呢? 作文也是如此。


前段时间笔者应邀前往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再次向考试院院长提出,上海应该走在前面,拿出一点具体的促使学生多读书的方案来,以配合当今改革的形势。


曾经听到很多学生说:“我喜欢语文,但是不喜欢上语文课。”语文本来是魅力无穷,学生为什么不喜欢上语文课? 


请设身处地想一想,明明一看就懂的文章还要编成一道又一道的练习题,逐句逐段寻找“微言大义”。比喻有多少种,语法有多少种,回答问题有多少套路,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翻来覆去不知讲过多少遍了。这样的课怎么可能引起兴趣? 


指挥棒一旦指向考读书,气象就会为之一变。教材的多样化有了用武之地,整本书阅读有了用武之地,研究性学习有了用武之地,文化行走有了用武之地。多多读书风气会逐渐形成,读书的种子将枯木逢春,遍地开花。随之而来,学校教育也会呈现新气象。


在“万言书”中,程世和反对温儒敏提倡要考“泛读、快读”, 而主张“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精读、研读”。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精读泛读,慢读快读,研读速读,连滚带爬地阅读都是读书的状态,都需要。读得快,一目十行,又能提取最重要的信息,抓住要点,善于概括,还能发表高见,说明学生书读得多,阅读能力强。慢慢地读,一面读一面思考,细细品味,浸润其中而不是囫囵吞枣,是享受,是钻研,那是另一种读书的状态。


考试就是要通过考查“速度”“广度”,提取信息的“准确度”,理解的“深度”来倒逼学生读书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课堂教学也会有所变化,主要是归真返璞。


当然,时代在前进,我们不拒绝在信息时代教法的变革:大数据,微课程,情景切入,师生互动,师生共同掌握学习资源前提下的课堂变革。这些顺应时代变化的做法,只要立足语文课堂需求,只要立足学生思维需求,都可以而且应该尝试。


改变了教什么,还要改变怎么教。最近都在提倡整本书阅读,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原封不动地按照原来方法喋喋不休地去分析,是不能适应这个变化的。


学生是爱读书的,问题是挑哪些书,以及如何把这些书列为教材,教师怎么组织学生读?教无定法,有心的优秀语文教师, 只要你让学生愿意读,组织大家一起读,就是有效指导。但万变不离其宗,即“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末了,作为学术讨论,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的一个问题上,发表严肃的观点,是需要避免过于情绪化的。要把对方的观点弄清楚,弄清楚自己与对方的分歧到底在哪里。比如,两人都赞成多读书,那么具体的观点差异在什么地方?别人并没有反对减负,你偏说他要增加学生的负担,还劈头盖脸地大声嚷嚷“救救孩子”,搬出鲁迅来说事,有点以势压人。其实,当年鲁迅如此呼救,乃是针对“吃人礼教”的,与读书问题无关。为孩子说话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态度咄咄逼人,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这种做派于事无补,不过是出口气,更显得院长对中小学教育似乎很隔膜。现在更需要的,是站在编者的角度,设身处地来讨论问题。(作者系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 





文:黄玉峰

值班编辑: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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